绝对权力的诱惑是超乎于想像的，它使得皇帝们对权力的迷恋一如对生命的留恋，也使得一个大国的治理不得不依赖于一个人的健康和心智。一旦像晚年乾隆一样心智失常，国家就滑向巨大灾难之中。著名学者王毅先生不惜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写就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以中国皇权制度与西方的宪政制度相比较，就清晰地解释了鲁迅所说的五千年中国历史为何只有“吃人”二字，非常值得一读。
严复早年游学欧洲时，曾经亲自到英国的法庭旁听法官审案。回到家里，一连好多天怅然若失。他对当时中国驻英公使郭嵩涛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才知道，英国和欧洲诸国之所以富强，只从我见过的这一回法庭审判即可知也！”严复之所以有“数日如有所失”的内心深痛，是因为他看到与自己原本浸淫其中、浑然不觉其荒谬的天朝律法相比，宪政国家的法律文化呈现出来的反差实在太过于强烈，而这种反差的内核正是中西强弱对比的因果原由。
任何一个国家，寄望于明君贤相救民于水火的梦想，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肥皂泡理想。只有坚持长久不懈的公民教育和思想启蒙，宪政治国才不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因为追根溯源，即使美国人的“华盛顿神话”，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选举告终之时，即****开始之日”
华盛顿是美国的独立英雄、精神偶像，但美国人民并没有把他供奉上权力的神坛。在这块土地上，不允许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敬仰华盛顿，却更相信民主制度的力量，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他们信奉的是“人世间的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这是美国政治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出于对统治者先天的不信任，使他们必须给权力套上辔头。
自从华盛顿的政治神话诞生那一天起，美国的有识之士就保持了一份冷静和理智，破除对华盛顿的个人迷信和崇拜。1775年，约翰·亚当斯促成华盛顿当选大陆军总司令，可他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历史的经验使他深感担忧：“凡强者无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们可能获得的权力。”华盛顿声望高涨，如日中天时，1785年，亚当斯清醒地提示美国人民：“我为华盛顿的性格感到光荣，因为我知道他不过是美国性格的典型例证而已。”而当财政部长汉密尔顿1792年建议把华盛顿的头像铸造在美国硬币上时，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主要理由就是他在制造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
为了建立一个最科学合理的民主政治架构，美国的开国先躯们一直绞尽脑汁。
绝对的权力必然会导致专制。承认了任何人可以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也就承认了压迫的必然性。正如托克维尔所说：
“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力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播下了种子。”（《论美国的民主》）
1787年，决定美国未来长治久安的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代表们一致认为，防止将来在美国出现专制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为重要。亚当斯甚至为此说了一句颇为极端的话：“一年一次的选举告终之时，即****开始之日。”
为了防止总统的权力过大，这些开国精英们可谓煞费苦心。富兰克林等人力主对总统的弹劾权，他指出：“如果不保留弹劾权，那就只有靠暗杀来摆脱一个腐化的最高行政长官了。”
有人提出总统任期为15年的提案，立即有另外的人反唇相讥：“最好是20年，因为这是国王执政的平均年龄！”最终经过唇枪舌剑的激烈讨论，通过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并以宪法的形式将总统的选举、任期确定下来。在民主政体中，没有谁可以高高在上，被顶礼膜拜。
文化土壤决定文化传统。如果单纯把一种制度的创建归功于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未免主观武断。华盛顿是无愧于伟人称号的，但他的伟大是建筑在一种优质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美国是在英国的宪政思想影响下建立的，其宪政文化是伴随历史的发展而长期衍生而成的。辽阔的北美大陆处女地，英国的殖民统治鞭长莫及，使这里既没有西方式的封建传统，也没有东方式的专制传统，北美人民敢于开拓，崇尚平等，富有自治和民主意识，为美国共和制度的确立形成了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土壤。
当年在独立大厅参与制宪立国的五十五位代表，英才济济，睿智理性，大多数人是博览政治理论经典著作的理论家，如杰弗逊、富兰克林、麦迪逊等人，这些建国精英被称为是一次“神人的集会”。他们对孟德斯鸠、卢梭等先贤的思想驾轻就熟。“宪法之父”麦迪逊遍阅历史、政治书籍，他说，如果人都是天使的话，那我们还需要政府干什么？既然行使公权力的人都不会是天使，我们自然需要制约拥有权力的人。他们决定采用英国哲学家休谟的观点，即在设计政治体制和确定若干宪法原则时，假定每个人都是一个恶人。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