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如此，京师踢球扯皮之风更加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乾隆实录》）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
黑格尔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独到深刻的观察。他认为，在中国政令是出于皇帝一人，由他任命一批官吏来治理政事。天子是中心，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都听命于此，全部行政机构多少是按照公事成规来进行的。做皇帝的必须担任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老人治国”带来的是一片由盛及衰的大动荡。
乾隆的晚年，腐败达到极点。他65岁时喜爱上年方25岁的满族随身卫士和珅，很快将其任为宰相，并把自己的幼女嫁给他，建立了帝国系统的贪污机构。有组织的贪污使和珅大发横财，聚敛达15亿美元。乾隆听不进任何忠言逆耳的意见。1886年，弹劾和珅的御史曹锡宝，1887年弹劾和珅亲信刘峨的通政司参议孟生蕙，都先后受到严厉惩处。皇清的监察机构形同虚设，皇帝的权力毫无制约，毫无纠错能力。
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而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机会。其时正是川陕白莲教焚香起兵之际，各地水深火热，官逼民反，无业之民如飞蛾般铺天盖地地起义响应，势遂大炽。当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沉醉在文治武功的功劳薄上时，大清王朝已经江河日下，国内潜伏着的各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而国际上，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拉大，中国已经不再是什么“天朝”，而是盲目自大的井底之蛙。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大好形势”下，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序幕，其实已经缓缓拉开了。
比政府还重要的“美国之父”
就在乾隆以老迈之躯死死抓住权力不放时，华盛顿却以坚定的意志，再一次经受住了权欲的考验。
1799年接近总统选举，联邦党人因党内分歧和声望日衰，有人又想请出华盛顿竞选总统，他再次坚决拒绝。7月21日，他从芒特弗农农场致乔纳森·特朗布尔州长的信中说明了理由：
“一旦我这样做将是可耻的，因为尽管这是我国同胞的愿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当选并任职，但另一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却会因此去职……如果我参加竞选，我就会成为恶毒攻击和无耻诽谤的靶子，不但会被加上摇摆不定的罪名，而且还会被诬为怀有野心，一遇时机便爆发出来。总之，我将被指责为昏愦无知的老糊涂。”（《华盛顿选集》，第359页。）
对于权力和地位避之不及的华盛顿，却从未逃避祖国和人民在任何危急时刻赋予他的职责。他退休回到弗农山庄只住了几个月，美法关系就出现危机。面对黑云压城的战争危险，刚刚上任的总统亚当斯一筹莫展。他立即写信给退休在家的华盛顿求援：“我们不能不借重你的威名，只要你允许我们这样做，你的威名胜过千军万马。”
华盛顿很快就给总统回信道：“万一出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敌人真的入侵我国，只要祖国要求我为击退入侵而效力，我决不会把年龄和退休当做借口予以推辞。”同一天，他在给陆军部长的复信中说：
“我的整个一生都是这样那样地奉献给祖国了。在有生之年，只要我确实知道祖国同意并且需要我牺牲自己的安逸和宁静，我就决不想在空上生死存亡的关头再争什么安逸和宁静。”
1798年十一月初，华盛顿结束了退休生活，前往费城招募军队，准备再次为祖国而战。所幸后来由于美国及时采取的军事应对措施对法国产生了警告作用，美法关系得到缓和，战争的危险解除了。华盛顿收刀入鞘，又回到自己的农庄，安心过起了隐居生活。然而，华盛顿不顾年体衰，再次响应祖国号召的壮举却深深地映在美国人民心中。
1799年，乾隆和华盛顿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乾隆“圣躬不豫”，终于一病不起。嘉庆侍疾养心殿，乾隆握住他的手，“拳拳弗忍释”，这里除了父子常情外，似乎也预示着他对权力的最后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