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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乾隆和其祖父康熙都算是中国历代帝王中身体较为强健的。乾隆八年东巡之时，他途中打猎，用弓达九力之多（弓的型号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为硬弓）。年逾六旬以后，“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他虽然操劳一生，但满族人尚武强悍的本质仍然没有蜕化。
但时间这个最无情的裁判对待任何人都是公正的，无论你是草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虽然一再自称“精神纯固”，事实上，中年之后，乾隆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老皇帝自注道，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乾隆四十五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
当了太上皇后，乾隆的健忘症一天比一天厉害，这个病无药可治。先是不知饥饱——用完早餐太监把太上皇搀扶到御案前坐好，然后献上一杯香茶，退到角落里边等着太上皇吩咐。太上皇捧着茶陷入沉思，半天也不吩咐。太监急了，不得不上去问：老佛爷，老佛爷，军机大臣在外边候着呢，是不是叫几位大臣的起儿啊？太上皇神思恍惚缓缓地说，不忙，让他们先候着，咱们先传膳。嘉庆帝跟太监们面面相觑，不是刚吃完吗，怎么又要传膳？但谁又敢驳太上皇的吩咐呢！当时御膳房都是提前一天做好皇帝的饭，上百样菜做好，放到炉子上保温，一声“传膳”很快又摆上了太上皇的餐桌——“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
接着是太上皇不知冷暖。清制礼帽分凉帽暖帽两种，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换。一次皇帝从热河回京，天气稍冷，皇帝就换上了暖帽，群臣纷纷效仿。要不然太上皇质问大冷的天你戴顶凉帽，你如何回答？可“秋老虎”正当头，你戴顶棉帽子进进出出，这不是有病吗？过几天，天气又暖，皇帝又戴凉帽，大臣们也忙着换帽子。皇帝奇怪大臣们为什么这么换来换去，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着说：“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后来，太上皇发展到表达不清，写字像画符——军机大臣聚集到一块儿研究太上皇的批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称太上皇写的应该是汉语，当然个别人还坚持是满语。至于内容是什么，谁也不敢说。太上皇说的话别人也很难全听懂，又不敢追问。
老年乾隆精力确实不济了。原来军务紧急之时，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看刚刚送到的情报，大脑高速运转，从不疲倦。而此际，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就调动不起精神来了。年轻时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读书过目不忘，理事丝丝入扣，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因而处理政事的准确度大大降低。嘉庆三年十一月中旬，乾隆为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而“以勤致疾”，有时“昏眩”，不能如前临朝。
太上皇急剧恶化的健康状况，甚至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来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太上皇容貌力气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则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这样一来，“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就是说太上皇身边的人，早已让他折腾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即使这样，对于权力的牢牢掌控老皇帝却一点儿也不糊涂。尽管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轻时的几分之一，然而他依然如同一头衰病残疾却顽固异常的老牛，要拉着沉重的大车，步履艰难地迈向前方。
乾隆虽然从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披阅章奏，阅览书籍，仍然不愿戴老花镜。他不喜欢在臣下面前表现出自己的老态。大臣们进献了许多花镜，他都“屏而弗用”。并且因此写了一首《戏语》：“半见还当半不见，半听亦可半不听，此虽俗语合至理，执两用中法舜经。”意思是说，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视力不佳，他正乐得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正符合“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这首自我解嘲的诗固然是一时玩笑之作，但却形象地反映了老年乾隆为政心态的巨大变化。
乾隆晚年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皇帝既然喜欢清静，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懒惰之风在政界迅速蔓延，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拖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