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属国使臣。在接见前来朝贺的朝鲜使者时，乾隆有意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向属国“打招呼”：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使臣回国，向国王报告：皇帝“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嘱，观于此亦可见其人品矣。”朝鲜君臣于是得出结论：庆贺中国皇帝万寿节，只贺太上皇圣节就可以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12、4916页）
有了毕沅的前车之鉴，臣工们更加小心谨慎了。为了让天下人明白如今依然是老皇帝“掌舵”，不便明说其中奥妙的朝廷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他们规定，臣子们上书上表，遇“天”、“祖”二字需抬高四格书写，遇“太上皇帝”字样需抬高三格书写。而遇“皇帝”字样，却只需要抬高二格书写。“嗣皇帝”过生日称“万寿”，“太上皇帝”过生日则是“万万寿”。
更有甚者，虽然已经改元“嘉庆”，但宫中却仍沿用“乾隆”纪年，连户部造出的铜币，也必须特制出一些“乾隆通宝”——哄老皇帝开心呗！
嘉庆这才闹明白，他除了接过一颗“皇帝之宝”的国玺，什么也没捞着，仍然只能靠边站。乾隆禅而不让，退而未休。一应军国政事，他都只能在太上皇不辞劳苦的“躬亲指教”下战战兢兢地小心办理。所有的旧官新进进宫陛见，都必须先恭请太上皇训话。嘉庆帝形如傀儡，“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18页）
嘉庆刚登上皇帝宝座没几天就苦不堪言。他发现自己与其说自己是“嗣皇帝”，还不如说是“侍皇帝”。每天半夜他两点多钟就要起床，因为太上皇一大把年纪了没多少觉可睡，三点多钟就醒了。他一醒，嘉庆帝就得赶紧去请安，然后伺候太上皇处理军国政事，听太上皇唠唠叨叨，这叫“训谕”——自己正处在实习期，不管听懂听不懂，一律要点头称是，要是太上皇召见大臣、出席典礼，嘉庆帝就紧跟在太上皇的后边。嘉庆帝在养心殿一忙活就是多半天，两顿饭也只好在太上皇那儿吃了。当着太上皇的面怎么敢放开量吃？太上皇快九十岁的人了，新陈代谢处于一种勉强维持的状态，没有什么饭量，几筷子吃完了，嘉庆帝得跟着赶紧撂筷。结果嘉庆帝每天睡眠不足、半饥半饱，回到寝宫倒头就睡。如果说乾隆禅让是亘古未见的壮举，那么，嘉庆这个“儿皇帝”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例，可这个儿皇帝真不是人干的活哪！
人们不禁要问，乾隆既然如此嗜权如命，为何还要作茧自缚地来一场假惺惺的“禅位秀”呢？
这实在是情不得已，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秋，乾隆到盛京谒祖陵回銮时，在路上遇到了一位胆大包天的锦县生员金从善，他从道旁递上呈词，请求当今皇帝早点公开册立太子，以固国本。中国专制王朝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冒死敢谏的人，会猛不冷丁地从人群中跳起来，不管不顾地朝皇帝发飙，完全是一幅大公无私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亡命劲儿。这个金从善就充分体现了大无畏的蚁民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居然质问皇帝：“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
什么叫“以不正之运自待”，就是自己不拿自己当人，准确点儿说，自己不把自己看成一个合法政府。这话说得太重了。潜台词就等于责问当今皇上：你拖着不立太子，是想自己千秋万代，永享万民敬仰？
不管是金生员真的忧国忧民也好，还是取宠邀功也罢，此言显然违背大清秘密建储之制，皇家大事岂容草民多嘴？乾隆气得火冒三丈，一刀就砍去姓金的那颗多嘴的头。但杀了金从善，还不解气，又诏告天下，说谁说我不立太子，早在三十八年就立太子了；谁说我贪恋皇位，我早在元年就发誓，能活到乾隆六十年就自动退位，传位太子。这一下，普天之下都知道皇帝大公无私。为了安定人心，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起，乾隆皇帝就专门在年节、庆寿宴会、恩科、恩赉、巡幸、祭祀、普免、加授等活动中，都加入“归政”的宣示。那意思很明白：再等等吧，让我再干几年就交权啦！
乾隆确实洪福齐天，果真就顺顺当当地活到了85岁。君无戏言，这个时候再不交权，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一旦自食其言，上天不容，百姓又会怎样议论这个言而无信的皇帝呢？
但中国式政治的特色就在于圆融通达。乾隆深谙其中精髓，这才搞了个幕后遥控。嘉庆如梦方醒，自己虽然荣登大宝，却如同一个提线木偶。而操作木偶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然归政的太上皇。
二、一个留下烂摊子，一个创立好制度
老人当国的恶果
老人当国，如老牛拉破车，只图消极无事。尽管老迈的乾隆自我感觉良好，然而老门神难以捉新鬼，权欲熏心者已看守不好权力。因循守旧、画地为牢使整个大清国陷入了停滞状态，“盖太上皇，诸凡事务不欲异于前日，故自下举行甚难云矣。”任何国家大事，老皇帝不松口表态，谁胆敢轻举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