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同有才华的人结交，因此要顺利叩开这种人的大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善于表现自己，设法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因其爱“才”便会自开家门。
学生时代打扮成乞丐徒步考查社会的毛泽东造访这类人时便常用此法。
在安化县，他去拜访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夏曾就学于前清两湖书院，毛泽东两次晋谒，夏均拒而不见。
当毛泽东再次走访时，他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对子的上联，请毛泽东对出下联。上联是：“绿杨树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稍加思索，便对出了下联：“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下联对得极妙，夏连声叫好，并自愧弗如，随后热情接待了毛泽东，还给了他8块银元，以作旅途之用。
也是在这次考察中，毛泽东去拜谒一位隐居山间的姓刘的老翰林，他先献上一首诗：“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诗的前两句写经过长途跋涉前来贵地拜谒学尊，第三句暗指刘氏能摆脱俗事纠缠，在山间过隐居生活，末句则写明了他目前遭受饥饿的现状，也暗示了前来拜谒的目的。
刘翰林一见信上的诗，对他的才气很是赞赏，不仅热情接待了他，还给了他不少纹银。毛泽东通过展示其才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6.征服人心切不可卖弄口才
孔子说：“花言巧语，足以扰乱德性。”所言极有见解和启发意义，任何时候，富于雄辩固然好，但脚踏实地地付诸行动更值得肯定和赞赏。可许多人常疏忽了这一点，一到得意之处便忘形，口若悬河，卖弄口才。
子产是春秋末期出色的政治家。他当政之初，因为大胆改革，富于实干，所以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就说：谁能杀了子产，我们就跟从他。
子产听了，不以为然。他铸书于鼎上，作为国家的常法，同时用法律形式鼓励拓荒。三年，郑国大有改观。人们就改变了口气，吟诵说：“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田畴，子产使它们丰收。子产若是死时，谁能够继承他？”
子产在外交上善于辞令，因此闻名诸侯，孔子针对他这一点，曾说过：“言而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远。”但在内政管理上，子产不防民口，在有人主张对毁谤执政者处以重刑时，他坚决反对。对于自己的执政管理不怕别人议论，并以正确议论作为治病的药力，这些足可看出子产对“行”的注重，也正因如此，子产死了，郑国人民如死了亲人一般，无不悲哀痛哭。
作为领导者，不重行为，而重视夸夸其谈，往往有害而无利。
老子曾说：“多言则穷。”意思是轻易许诺往往就会失去信用。可以说，这是对为政多言弊害的极好论述，言论一旦脱口而出，便无法再行收回，所以不能不慎重对待。
古人曾说，十句话中对了九句，未必有人称赞，但如果有一句说错了，就会招致各方面的责备怨尤；十次计谋九次成功了，未必能得到奖赏，但若有一次计谋不成功，就很容易招致各方面的批评诽谤。所以，君子处世宁可沉默寡语，也不愿急躁多言；宁可显得笨拙些，也不愿自作聪明。
实际上，多言常会招祸的弊端尚不止这些。多言的失误，会使人失去信用，失去部下或上司对自己的诚信。对于一个领导者，这是许多致命弱点中最为可怕的。一旦失去诚信，其政治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了，所谓“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便是。
当然，多言有害，不是要你不言；重实际行动，也不是要你只做不说。应提倡的是：不言则已，一言则直指要害并实行之。这才是对待言论及行动的正确态度。
唐代的魏征以直言敢谏而闻名。他开始是追随太子李建成。唐初太子之争，李世民终得其位。他知道魏征的才能，召见并质问说：“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
魏征坦然答道：“如果太子李建成早听我的劝告，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李建成，这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小白的带钩吗？”
李世民因其直率诚信，顿时释然，并委以重任。后来唐太宗曾把他的直谏作为自鉴的镜子。他之敢言，有时气得唐太宗大呼要杀了他这个“田舍翁”。但他并没有被贬或受到损伤，这当然是与太宗之开明有关，但无疑，他之多言则确实切中时弊。另有一点，无论他言论多寡，其首要前提是为了国计民生，词气忠恳。
魏征应当庆幸自己遇上了李世民这样的“明主”，才能避免了因“口舌”而招致的杀身之祸。但是毕竟这样虚言听取不同意见的上级是不多的，在魏征生活的唐朝之前大约400年的东汉末年，就有一位“才子”杨修，因为多说了几句话，而被砍了脑袋。
杨修才华出众，曹操委任他为主簿。但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
曹操曾命人营造了一座新花园。造好之后曹操前往观看。看过之后不加评论，只取笔在大门上书写一“活”字而去，人们都不解曹操之意。
杨修看了之后说：“‘门’添个‘活’字，乃阔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