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中的许多人仍冥顽不灵，无法应对变化。这又何苦呢。我们得开始教育自己以及我们的孩子，从而认识到知识万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必须开始揭示这些变化背后的规律。比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知识。唯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不会继续被新的信息弄个措手不及。
事实不会变化无常。尽管知识一直在变化，但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事实有半衰期，且遵循数学规律。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为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上生活做好了准备。
这本书的付梓出版，凝结了太多人的智慧和汗水。在科学的世界里，他们给予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虽然我无法一一列出每个人的名字，但是我要特别提一下史蒂夫·斯托加茨（Steve Strogatz）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克斯（Nicholas Christakis）。史蒂夫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可谓我的良师益友，我们一起研究了众多的项目。此外，他鼓励我写作，甚至为我提供了一个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的机会，让我的作品首度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克斯也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他是我博士后阶段的同事，后来我又加入了他的小组，他不仅教导我做研究，而且指导我写作。我有幸与如此杰出的科学家和作家共事，得益于他们的栽培，我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打破传统的高复合型之路。
在写作界，我也拥有一大批支持者。加里斯·库克（Gareth Cook）是《波士顿环球报》Ideas版面的前任编辑，他在我的早期作品中看到了我的潜力，并提高了我的技巧。还有Ideas版面的两位现任编辑，加里斯（Gareth）和史蒂夫·霍伊泽（Steve Heuser），他们促成了我最初关于中央事实的文章的发表，而正是这些文章孕育了本书。我的文章有幸在《波士顿环球报》和《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特此感谢。我还要感谢戴维·莫德华（David Moldawer），在本书初具形态的时候，他就买下了本书的版权。
许多读者阅读了我的初稿后给予肯定，为此我深感欣慰，他们的各种反馈也令我受益匪浅。感谢艾薇·杰斯坦布利斯（Avi Gerstenblith）、保罗·德罗斯基（Paul Kedrosky）、尤卡–佩卡·翁内拉（Jukka-Pekka Onnela）、杰森·普来姆（Jason Priem）、尼尔斯·罗森奎特（Niels Rosenquist）和乔希·森夏恩（Josh Sunshine）。
我还要感谢K·布拉德·雷（K. Brad Wray），他让我了解到包括普朗克谬误定律在内的众多科学原理，除此以外，他还读完了整本书稿，并给予我非常宝贵的建议。我还要感谢阿里·科恩·戈德堡（Ari Cohen Goldberg），他为我提供了大量语言领域的专业知识。感谢布瑞恩·斯维泰克（Brian Switek）与我谈起过去几十年来恐龙方面的知识如何变化，于是我确信我对恐龙的认识没有太大偏差，并且花了很长的时间追忆雷龙。此外，布瑞恩和阿里不约而同都与我说起世代知识的变迁，他俩深深启发了我。还有莎拉·吉尔伯特（Sarah Gilbert）和丽娜·劳尔（Rena Lauer），她们在中世纪欧洲的问题上给了我很大帮助。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无数人各种形式的帮助，许多的文章与见解开阔了我的思路。谢谢大家。
当然，如果你读完本书，那么你已经知道事实会过时，而且错误会传播。因此，我自然得提醒读者，作者难免有疏漏，请读者谅解。
我非常感谢我的经纪人麦克斯·博克曼（Max Brockman），是他领我走进这片文学的天地，自始至终他也向我提供了很多的建议。我的编辑考特尼·杨（Courtney Young），她参与了本书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并与多方协调，我一直非常感激她。妮可·帕帕佐普洛斯（Niki Papadopoulos）参与了编辑的全过程，这本书能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她居功至伟。
我的父母一直以来都大力支持我写作本书，他们读过很多次书稿，对此我非常感激。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培养了我的求知欲。在我上小学之前，他们就教育我：“勤于思考，享受生活，并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我的祖父欧文·阿贝斯曼（Irwin Arbesman），除了为本书开了一个好头，他还是我了不起的参谋，在整本书的创作过程中，他给予我许多有益的反馈，我非常感谢他。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妻子德布拉。她是我坚实的后盾，她一直支持我，为我取得的点滴成绩而自豪。我的书稿她读了许多遍，均一一评论，并且一直不厌其烦地听我述说书中内容（她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德布拉，你是一位真正有才华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