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说：
我们身边的每一种社会关系——朋友、亲戚、配偶、邻居——分别是如何影响每一个事实和行为的传播的？既然距离会影响信息的传播，那它与我们的社会纽带相关吗？人们的社会关系网是什么样子的，而它的形状——规则的、随机的、或者居于两者之间的——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互动呢？还有，我们的社会纽带——比如我们有多少朋友，朋友间有多少互相认识——会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基因呢？
众多疑问都有待社交关系网领域的科学家给出解答。他们最近已经开始研究我们当下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事实传播与否的案例以及个中缘由。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社会学家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思想小实验：他假设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或强或弱。强的社会纽带连接的是我们与父母、配偶或亲密的朋友。弱的社会纽带连接的是我们与从高中到大学认识的鲜有交谈的朋友、工作上相识但下了班就不再打交道的人，此外还有现代社会里我们大多数的Facebook（脸谱网）“好友”。
格兰诺维特的思想实验如下：如果我们的纽带有且只有这两种，那么我们的社会关系网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认为，和你都很要好的两个朋友可能互相认识，也很可能彼此要好。因此，社会关系网里大量的纽带都是由交情匪浅的群体小三角之间的强纽带构成的。然而，这些关系瓷实的群体有时也会通过弱纽带与其他关系瓷实的群体相连接。在两个由弱纽带连接的群体间，弱纽带对促进群体间社交关系网内的信息传播非常重要。换句话说（用他著名论文的标题来说），格兰诺维特探讨的是“弱纽带的力量”。
格兰诺维特甚至用了一些简单的数据作为论据：他调查了一群人找到工作的途径。他发现，那些被引荐差事的求职者与介绍人之间的纽带都很“弱”。
最近，科学家们已经能够检验格兰诺维特这一论点是否正确。前面提到过我的前同事尤卡-佩卡·翁内拉，他其实就参与了该领域一篇重要论文的写作。为了了解信息的传播，他引入了异常丰富的数据集（这些数据集日后被许多科学论文所援引）：欧洲一个国家一系列匿名的手机通话信息。
用这些通话数据，翁内拉和他的同事们构建出了一个遍布整个国家的社会关系网。他们不仅得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还根据若干个月里人们与他人的通话时长得出了这些纽带的强弱。
由此他们用社交关系网进行了一项测试：他们用计算机抽象模拟了一次传播——传播的可以是一种疾病、一条流言蜚语、一个事实，或是随便其他什么东西。基于“两个人之间的纽带越强，传播就越有可能发生”这个基本假设，他们开始在手机网络里传播消息。
这一假设是完全合理的。和感冒患者相处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被传染。你和某人交谈得越频繁，他们就越有可能向你爆出几则八卦。
每一千个通话模拟中，研究团队会随机选择几个人来开始传播。而每一次，他们都会加权推测每两个交谈的人里谁可能会受到影响。纽带越强，就越可能受到影响。通过屡次模拟，他们测算出所有人都被影响所需要的时间，并且记录下了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他们通过实验研究了社交关系网之后发现，弱的纽带对于知识的传播并没有那么重要。不出格兰诺维特所料，弱的纽带确实维系了社会关系，但是它们并不足以传播事实。虽然弱的纽带连接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但是它们还没有强大到能有效地传播什么。
但是，强的纽带也没有那么重要。虽然强的纽带可以轻松地传播事实，但大部分情况下它们传播的对象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因为强的纽带只存在于紧密联系的群体，而群体里的成员往往拥有相似的知识体系。
所以，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毕竟，最重要的是介于强弱纽带之间的中间地带，它们不会因为连接太弱而无法传播，也不会因为连接太强而成为社会性（和信息性）的同系群体。
正是这种纽带使得知识传播、信息扩散，有时甚至会以讹传讹。你稍稍信得过但算不上最亲密的朋友、你的同事、关系比陌生人好一点但比哥们儿又差一点的人：这些人的纽带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最为重要。他们联通了足够差异化的社交圈子，从而使得事实能够传播到一个可继续传播的新群体。
从印刷机和古登堡的创新的推广上我们就能明白一二。传播新事实的关键人物是那些居住在其他城市的德国人。这些拥有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的人（通常与古登堡也有一些关系）具备了把这些创新传播到新的群体的能力。
信息的传播以及为我们知晓的方式与我们彼此的关系密切相关，并且，社会关系学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指导。但是，人们传播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真理的传播有多快，谣言的传播就有多快。
错误的知识尤其害人不浅。科学能否解释错误知识是如何在人群中传播并且混淆视听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