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误读，赵树理“为农民实利”的文学价值追求就被打了折扣，他的真正的创作意图被逐渐地部分地消解掉了。当他以“方向”的代言人出现时，主流意识对赵树理文本的评论已远离了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同时他又为此而遭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批判。20世纪60年代的“大批判”更是远离了文艺的批判，他被贫农代表陈永贵斥为“贫下中农的死敌”，这种荒诞性使赵树理自己都无法控制自己小说本文的“所指”意义，真正是陷入了如同“刘正”的困境中，最终被驾驭控制语言和符号的权力机构的秩序所捕获，失去了言说的自由，而曾是他安身立命的为农民的、大众化的“地摊文学”的追求只不过是个虚幻出的美梦罢了。
总观赵树理后期的这七篇小说的创作，唯一正面的神圣而不可动摇的价值是实际的“生产劳动”，无论是老一辈人身上所体现的，还是与写作青年相对的那些实实在在的从事生产劳动的青年身上所体现的。在赵树理这里，生产劳动体现了真实价值的存在，生产劳动也使人获得了自我存在的确认。这种价值定位再一次展示赵树理深层意识中三晋文化求“实”的底蕴。但这种求“实”的劳动定位引起了赵树理更深层的自身矛盾，他自己的一生就是跳出生产劳动后在写作中存在的，如此地确认生产劳动的价值意义也即对写作的放逐，这样他本人的存在意义也恰恰被放弃掉了，他一生的写作意义也将受到怀疑。由此可见，赵树理在此进入了“文学是什么”、“写作是什么”的孤独而矛盾的思考中。这种思考不再是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纯现实层面的，而含有了形而上的意义。
从赵树理当年立意“文摊”要作“为农民实利”的大众化文艺到晚年对其理想的深刻怀疑可以看出，他的理想追求与农民的实际利益追求实际上是一种“背靠背”的状态，仍是知识分子式的对农民单向度的关注，而非彼此双向的交流。农民不识字的现状使其根本不可能与那些为他们写作的知识分子进行沟通与交流，因此横亘在知识分子与底层农民之间的这道障碍不是大众化启蒙的知识分子在现实可跨越的。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剥夺了下层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权力，都市出生的知识分子又不可能真正理解农村的实际现状，就算是熟悉农村实际状况的赵树理这样的知识分子出现，为生存而奔波的底层农民仍不可能受到现代教育而与赵树理进行交流。赵树理所坚持的文艺大众化在当时的现实农村中只能是一种善良而又美好的个人愿望，可望而不可即。纵观现当代文学对农村世界的关注，依赖于五四以来都市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价值观念———对农村民众的启蒙只能是一种远距离的观望，而依赖于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现状的熟知，对农民“实”利的关注而作大众化的努力，结果仍是赵树理式的“背靠背”的结果。鲁迅认识到自己无法启蒙闰土、祥林嫂等人后“逃异地，走异路”，逃往知识分子聚集的都市，这是现代意识知识分子的“大逃亡”，他不再做启蒙大众的梦，而去做启蒙与自己一样的启蒙者的梦了。赵树理痛苦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位为民鼓呼的知识分子在“体制”面前的无力、软弱与渺小，这种痛苦必然导致他转向自我考问——我究竟能为农民做些什么，我究竟拿什么确认我的存在价值。但赵树理没有鲁迅那样高的历史意识及自觉，三晋文化求“实”的精神孕育出他对“实”的坚守时也染上了固执与倔强，他仍想通过戏剧的改造来达到他的理想。1964年创作的《十里店》是他倾注全部心血的临终绝唱，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农村干部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现象。虽然他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一再修改，但仍难逃厄运，在太原仅上演一场即遇停演。正如鲁迅表现的，在那样的现实环境中，不去“逃亡”的赵树理，坚守在农村，降临的便是魏连殳和范爱农式的命运。曾经被定为“方向性”的代表作家在晚年一次次地挨批挨斗，终在“堆着三张桌子的高台上被红卫兵猛推到地，腰被打断了，肋骨也被打碎了，打断的骨头扎到了肺叶”，永远地闭上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