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的张来兴等。在这老一代人身上有一种无可动摇的自我认知，一种对尊严和价值坚守的立场。
赵树理的这种倾向脱离了他原先的“问题小说”、为农民看的“文摊文学”的路子，小说不再是解决农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再是通过“小”字辈式的新人物来昭示未来，以“老”字辈式的守旧落后来显示历史，最终以新代旧；而是转向“文坛文学”，以老一代人来体现某种“人”的精神价值，基本价值。赵树理自己也说：“后来写的这几篇，我知道对象不是农民了，艺术形式究竟走哪边，我还打不定主意。我要写的《户》，恐怕还并不是给群众看的。”
从小说的发表刊物看也许也有此意：《金字》1957年发表于《收获》第三期，《老定额》195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号，《套不住的手》1960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一月号，《实干家潘永福》1961年发表于《人民文学》四月号，《张来兴》1962年发表于《人民日报》十九日，《互相鉴定》1962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号，《卖烟叶》196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一至三月号。曾经为了能让老百姓买得起自己的书，赵树理把自己的作品不给稿酬高的《人民文学》，而给通俗文学，如今如此集中地在这中国可称最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其预设的读者对象也发生变化了。而且在这七篇小说中除《套不住的手》、《张来兴》没明言外，赵树理都在强调小说的自动写作，所说的自动写作该是指这些作品不是“赶任务”赶出来的创作，是自己自愿所为，自是远离了主流话语的体系。
这种转向明显显示出赵树理对自己原先的、紧贴现实的、为大众的“问题小说”价值的怀疑。首先是赵树理对自己小说的读者对象产生了怀疑，自己的小说果真是农民所需要的吗？《邪不压正》发表后，“我所期望的主要读者对象，除了有人给我来过一份信之外，我还没有机会了解到更多一些人的读后感，因此还断不定一般效果如何”。《三里湾》印数虽不少，但“不久以前，我才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农民买书的机会很少”，“工人、干部、学生都需要一部分，下到农村的就没几本了”。
“过去我写的小说都是农村题材，尽量写得通俗易懂，本意是让农民看的，可是我做了个调查，全国真正喜欢看我的小说的，主要是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员，真正的农民并不多。这使我大失所望。”
打青年时代就立志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到头却发现农民尚不具备基本的阅读条件。晚年赵树理认为自己打算写的长篇小说《户》“恐怕还并不是给农民群众看的”，这在赵树理是怎样的酸楚与痛心啊！他所认同与期待的乡村农民不具备文学作品的接受能力，而能够阅读其作品的乡村读者（主体为乡村中学生）则多半与他的价值方向背道而驰——赵树理希望他们能够安心于农村生产，而他们则想方设法要离开农村。在临终前的拘押中，面对一位冒险前来探望的家乡大学生，赵树理更是发出了如此充满困惑又令人惊心动魄的询问：“农家子弟，你说，我的小说在农村到底是毒害了人还是教育了人？”
由此可见，赵树理不仅对他小说的读者对象产生了怀疑，而且对自己小说的价值意义产生了怀疑。
而在小说《互相鉴定》与《卖烟叶》中，赵树理流露出的甚至是对自己“写作”本身价值的怀疑。《互相鉴定》中主体对自己语言的把握产生了动摇，小说中刘正希望通过自己给县委李书记的信中所陈述的“事实”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事实是，他所言说的“事实”本身就不是什么事实。这封信传递出去之后，由于不同人的流传，信件“所指”的“事实”被不同的叙述者所言说而变成了另外的模样，刘正对自己的信件的“所指”失去了控制，被卷入了一场无法确切弄清的语言游戏之中，最终被以王书记为代表的权力话语所控制。
刘正的理想的破灭是对写作幻想的讽刺，这是否也暗示出赵树理本人对写作的一种怀疑？由此而下，《卖烟叶》更是进一步地反思“写作”行为。贾鸿年的写作动机是要通过写作来改变他务农的人生命运，他视写作如商业性的活动，当他认识到写作不可实现其理想时便从事更为直接的商业活动——卖烟叶。写作在贾鸿年这儿成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在王兰那儿写作成了有多义性、不可靠性的“能指”。王兰正是欣赏贾鸿年的写作才能而喜欢上了贾鸿年，她把贾鸿年的信当作宝贝似的保存着，时常拿给好友周天霞欣赏，但在后来王兰又从这些信件中找到了贾鸿年的坏思想，信件在不同的时期有了不同的意义。李老师因自己“业余作家”的身份而欣赏贾鸿年的写作才华，结果自己被贾鸿年蒙骗。李老师的写作并没能有效地教育帮助贾鸿年，而真正有效的却是国家机器的直接干预。写作在贾鸿年这儿变成了一种使青年导向危险境地的东西，使青年产生不切实际的种种幻想，而且是一种危险的力量，是一种陷阱。在这种情绪里是否含有一种赵树理对自己写作经历的自嘲？当解放区“发现”赵树理后，他就身不由己地进入了意识形态的言说秩序，《小二黑结婚》被政治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