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的言说是力图把赵树理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关系给一个梳理，虽然从中看到赵树理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意识，是对以前所谓赵树理是“党”的政策的阐释者的观点的反驳，可得出赵树理对自身的存在价值是非常坚定地建立在“为农民实利”的立场上的。但这种研究仍是在意识形态的圈内言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而没有把赵树理知识分子意义的研究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剥离出来。事实上造成赵树理晚期自身困惑的是来自他自己对自己价值的消解与怀疑，这种消解与怀疑对他自认的知识分子价值具有真正致命的作用。在这种自身价值的独立思考中，更显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个案的意义。真正走进晚期赵树理的心态，来自于他对个人写作生涯的反思。
赵树理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时，立志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农民）写作，宣称自己“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并以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此后的创作，赵树理站在大众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创作出了大量的杰出的“问题小说”。但在1957年11月重写《金字》后，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显示出对紧贴现实的、为大众的“问题小说”价值的怀疑与消解。赵树理不仅对自己小说的读者对象产生了怀疑，而且对自己小说的价值意义产生了怀疑。
从1955年1月《三里湾》发表一直到1957年11月重写《金字》，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赵树理的小说创作竟是一片空白。《金字》原是作者1933年于太原写的，小说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我”，作为一个乡村教师被夹在统治者与被压迫乡民之间的尴尬处境中，尽管“我”的立场是站在群众的一边，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受命为鱼肉百姓的统治者书写歌功颂德的“金字”。在1957年11月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赵树理以回忆的方式重新发表《金字》，又一反赵树理“问题小说”风格，小说具有某些暧昧的象征意义，实是大有人生况味。在这“新时代”，对于知识分子、上层统治者、下层民众三者的关系，赵树理感到了犹豫、困惑、惆怅、无奈。虽然30年代的时代背景远离新时代的意识形态，但仍可以曲折艰涩地流露出赵树理内心深处自己说不清楚的这种疑惑，他又明确警觉到这种个人情绪在当时体制中的危险性，申明自己只是“偶一为之”。1962年8月《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赵树理说：“抗风是多种形式的，因为这些人还没有脱离群众……这种人物并不是不可以写的。抗风也有调皮捣蛋很巧妙的方式。有的还跟县委调皮。但有好多是不好写，不能写”，“主流层有好多文章可做”，“文艺好反映就反映，不好反映就算了。很微妙的来写它，找不到微妙的办法不写也可以。束为同志谈的集体和个人的矛盾很得几年写。”
这全是在言文艺创作“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究竟哪些东西“不好写，不能写”，“要微妙的来写”呢？在此，我们可以理解赵树理作《金字》时的那种犹豫和困惑，在1957年那种复杂多变的政治与文艺语境中，赵树理是欲言又止，极尽委婉曲折。而这一开头，赵树理的小说开始脱离了“问题小说”的路子。
经过1959年中国作协内部的批评，赵树理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个人风格发生显著的变化，它的主导面由明朗隽永转向含蓄沉郁”。此后到1960年的三年间他平均每年只有一个短篇，《老定额》（1959．10），《套不住的手》（1960．11），《实干家潘永福》（1961．4），1962年三个短篇，《杨老太爷》（1962．2），《张来兴》（1962．5），《互相鉴定》（1962．10），1964年1月发表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卖烟叶》。
作者虽言《老定额》是意在批评公社制下大队干部“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积极性”的指导思想，但小说中主旋律的东西已经相当冲淡，而作者对乡村乡民（不分村民和干部）在暴风雨前抢收庄稼的火热劳动场面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这是对劳动本身的赞美，对不务虚名的劳动者及生产劳动过程本身的赞美。这种脉络延伸到《套不住的手》中，这是一首关于一位76岁乡村劳动者的赞美诗，由人而赞美劳动，赞美朴实勤劳、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老舍言“文字极为朴素严整，不像赵树理同志以往的文章那么风趣”。《实干家潘永福》直陈潘永福的实干之德、经营之材，“实利主义”。《张来兴》的重心落在了人物耿直的个性上，对不畏权势的“人格”的赞赏，是对在张来兴身上所体现的人的尊严的尊敬，张维在把张来兴借给何老大时，破坏了厨师的行规，损害了张来兴的人格尊严，同时也损害了劳动的神圣性。在以上这些篇章中，赵树理的中心并不是对现实“问题”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而是回到了对人类劳动、创造力、求实精神的礼赞，回到了对人类的若干基本价值的发掘和探索之中。而这种人类基本价值，又是在老一代人的身上所保存，如“快五十岁”的林忠、“已经是76岁的老人”的陈秉正、“56岁的”潘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