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主义不多，遇事难免有思想的错误，但是想对了的地方也还不少，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随着敲紧的锣鼓活跃起来”。三年后，批判者邵荃麟对自己的批判表示了歉意：“我们的社会常常忽略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1959年他就看得深刻。”
1962年，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难得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舆论稍有好转的环境中，赵树理在《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就国家的农村政策、地方干部作风、乡民实际生活状况、城乡关系以及文艺对农村的描写等问题作了更为袒露的发言。他两次强调：“中国乡村自身并不产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意识是外加的”，国家乡村政策的失误与浮夸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因此对于基层干部为农民切身利益的“顶风抗风”深表同情和支持，“一九六零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百姓的赤贫和中国社会上下层之间的深度的隔膜令人触目惊心。更进一步的是提出了国家政策对农民的剥夺，“农民不是需要什么计划什么，城市要什么就得有什么。不管农民剩不剩下来。”
这种以农民实利（也即是人民实利）为根本出发点的价值立场，终与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致有某种非常危险的颠覆性。1964年，文联与作协的“整风”运动赵树理受到更为严厉的批判与清算，以“工作需要”为由调离共和国的首都，停止了赵树理的自由言说。赵树理这位曾被党的意识形态誉为“方向”性的作家最终被驱逐出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