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了知识分子对现代农民革命思想意识的理想化建构。奇怪的是这种带着自私心理又重实利的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后怎么就自动地具有现代农民所应有的革命思想了？这儿明显看到在想象中，作家把无产阶级的概念简单地贴在了作为封建文化载体的农民身上，这实际造成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哲学的一种消解。而事实是，务实的农民们永远都不会像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理想浪漫，当农业合作化运动要已经翻了身的农民再去“革”一次自己的命时，他们绝不可能自觉自愿地抛弃现实生活中的既得利益去选择虚无缥缈的崇高理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只是无产阶级本身的一个标志，只有工人阶级在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压迫下才可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而不可能从小私有者的农民意识中生长出来。当小说中的农民在欢呼“救世主”的“党”时，他们的思想上仍是极度茫然，而现实中农民群体的生存困境又有谁考虑多少呢？
农业合作化运动，直接的动力则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工业，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于是，中国人不得不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
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层体制；通过占有全部工农者的剩余价值的中央财政进行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
在这个意义上，对乡土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乃是通过剥夺农民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来剥夺农民的剩余价值，从而发展中国的工业。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因改变了传统的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而引起了农民心理习惯上的抵制，更重要的是，它在本质上是一场运用行政手段来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和剩余价值的违反经济规律的运动，与农民自身的根本利益构成了尖锐的冲突。
不识时务的赵树理，当农民的实利受到这种严重损害时，再次拒绝时尚的姿态。1956年8月，他以个人的身份给家乡地委负责人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信，对这一地区的所谓“社会主义高氵朝”给农民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行了系统地批评，对地方领导人不顾农民利益的“唯上是从”，对“高级社”里乡人生活与生产处境的日趋恶劣，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深深的忧思，“不论说多少理由，真正饿了肚子是容易使人恼火的事。在转入高级社的时候，说了好多优越性，但事实上饿了肚子，思想是不易打通的”。“我总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
这种“不论说多少理由”，都要“把群众当‘人’来看待”的响当当的价值宣言，再一次显示了赵树理“为农民求实利”的根本出发点，这种“实”的检验使一切虚假的所谓的什么高尚的神圣的主义、理想显出了原形。由此开始，他“对自己隶身其中的执政党的社会实践（尤其是其间的乡村改造方案）及其文学规范不再是无条件的信任，而是有所怀疑，有所警惕，有所疏离”。
1958年的农村天昏地暗，再回农村的赵树理心忧如焚，上下奔走，却被认为是一种干扰。赵树理感到“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自己的思想越来越“跟不上政治的主流”，这种对现实的忧虑使他对国家的乡村政策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再经过与普通乡民和各地干部的广泛接触，也经过反复思考、犹豫和权衡，他终于决定采取给党内高级官员写信和写文章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心底的怀疑与忧思。1959年，他从北京到省、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总编辑陈伯达。
在他看来，当时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层原因来自“自上而下形成的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他私下里认同当时已遭批判的彭德怀的意见“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这种观点无疑是与中央政策大唱反调的反面言论，甚至对党的意识形态具有颠覆性，其大胆程度在当时寥寥可数。这终于燃起了对赵树理的批判战火，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赵树理成了中国作协整风中内部重点帮助对象之一。由于作协的批判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要赵树理与党的意识形态一致，而不是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讨论党的政策的合理与否，赵树理自感“进退失据”，“难于开口”，经历几次政治运动的险恶，赵树理不得不对自己进行了“政治宣判”，被迫承认这种强制式的“挽救”。赵树理伤感地对友人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但在赵树理内心深处，赵树理并没有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自觉承认自己有罪，对自己在心灵深处进行宣判，从而丧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独立意识”——知识分子的“生命之线”，而是以自身所带的三晋农民“求实”的执拗劲申明“我自信我还是个敢想的人，虽然学得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