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不得不再写《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首先检讨自己的“立场”问题，“大家是对的，我是错的”，其次说“自己有个熟悉农村的包袱”，又在“对辩护的保留”中强调“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流社会那一层人的问题”，坚持自己“对这一层人的分析还认为没有大错”。这种检讨除了表态式的检讨外，并无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说自己哪儿有问题，实质上是再一次坚持自己对农民的看法，而现实是他的这种观点已经不能在公开场合自由表达了。当赵树理被党树立为“方向”后，党就必然要求他按照党的意图来做文艺创作，而赵树理的“为农民利益”的价值判断，使他不可能完全按照党的要求进行文艺创作，批评接踵而来。有人对大众文艺创研会的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胡乔木亲自批评赵树理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急需一部分文艺创作能对新的政权进行“合法化的正名”，而赵树理的作品已显得不合时宜了。赵树理的职位一降再降，检讨自己是“不懂今日文艺思想一定该由无产阶级领导”，“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中，他有些不适应”。
与由《金锁》引起的批判降职等同时的是，胡乔木亲自为赵树理选借鉴性的作品，有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作品，有《新民主主义论》、《讲话》、列宁论文艺摘录等理论著作，并让他住进中南海庆云堂，解除一切工作，闭门静心读书。
另在赵树理身后劫余的文稿中，有一张开着下列书目的纸片：马列主义哲学，哲学史，中国史，世界史，共运史，民族革命史，马克思以前各派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中外古今文学名著，这是20世纪50年代赵树理受命学习的内容。在这种党和领导的极大关怀下，在这种受命书目的教化下，赵树理能不感到一种政治的浓烈气味吗？1952年秋冬，赵树理在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负责的生产合作社长期蹲点，长篇小说《三里湾》就是这一生活实践的反映，但小说明显是以先入的概念为主以契合党主张的“掀起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氵朝”的要求。《三里湾》的创作应是赵树理小心翼翼地依照党所要求的文艺标准进行的规范性创作，是赵树理有意识地摆出的一种合法化姿态。而“范登高”的原型人物“郭世成”读了并不认账，赵树理的要用“讽刺、挖苦”的办法对这种“翻身忘本”的干部的教育也只是对牛弹琴，倒是小说中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描写散溢出农村的某种真实来。
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中国乡土社会里，社群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因此，对土地的执著，对家庭的依恋，构成了乡土社会中农人们的生活理念和精神世界。可以说，守着一片土地，辛勤地劳作，圆发家致富的“创业梦”，是乡土中国的千年遗梦。
“政策也好”，“路线也罢”，农人们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日子。《三里湾》并没有去虚构、捏造激烈的阶级矛盾斗争，而是注意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塑造“糊涂涂”、“常用理”、“铁算盘”、“惹不起”、“能不够”这些“旧人”对土地的执著，对家庭的贪私。马多寿并不糊涂，在政治价值的标准下，可以说他保守、落后，甚至糊涂，然而，站在农民的立场，农民的朴素思维方式，让他更看重实际利益。在为自己牟私利时，他显出高人一等的精明能干。他利用范登高的错误顽固地阻挠“扩社”，假借老婆“常有理”的胡搅蛮缠阻挠合作社开渠，利用互助组的劳力为自己种田。这位私心很重的农民正是乡村现实农民的真实写照。他不愿入社的原因是怕失去自己的土地，当他思想转变想入社的时候，也并不是对“扩社”有了根本性的“正确”认识，而是意识到自己追求的家大财多的梦想在分家后已无法实现，不如过个清净日子算了。这种转变虽没有进步的“豪气”，却有着丰富的内涵，真实地表现了乡村农民在面对政治要求时，内心的复杂和微妙。因此，对于这些人物，赵树理并没有剑拔弩张的批判和斗争，而是真实地再现了合作化运动中，他们内心的惶惑、矛盾。赵树理曾说：“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因为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
这并不是说赵树理不关心政治，而是他忠于自己对农村的认识。
在众多的新型农民英雄形象相继被推出之际，真正的乡村知识分子赵树理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视野中的“新人”，他无法跳出农民的实际生存状况，去塑造具有现代政治理想追求的农民新形象，而像柳青这样的知识分子作家却做到了。善于营造乌托邦之梦的知识分子柳青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把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嫁接到了“神圣”的农民群体身上，梁生宝成了一个最完美的政治概念化的典型。梁生宝务实、本分，走艰苦创业的道路后获得成功并不使人感到意外，真正使人惊奇的是他既对义父梁三老汉发家致富的梦想感同身受，同时又能抓住落后农民的这种自私心理带头搞示范作用，最终将他们引上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