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的检讨，降职，以致停刊的命运。《金锁》被《文汇报》一棍子打死，认为是对“劳动人民的污辱”，赵树理作《〈金锁〉发表的前前后后》，表面上作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坚持自己对农民的看法，“事实上破过产的农民，于扫地出门之后，其谋生之道普通有五种：‘赚’、‘乞’、‘偷’、‘抢’、‘诈’，金锁不过是开始选了个‘乞’，然后转到‘赚’。‘有骨头’这话是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才讲得起的，但不能说他们都不是劳动人民。他们对付压迫者的方法差不多只有四种：‘求饶’、‘躲避’、‘忍受’、‘拼命’，又是选用，又是连用，金锁也不例外”。“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这种人虽不占多数，可也不是个别的，只是容易被一般人（连贫农在内）忽略，因为在一般人的意识中没有给他们列下户口。”
赵树理从更底层的社会中关注着那些已被现代社会开出“人籍”的最弱势的群体，也是这种底层的农民视角使他真正时刻关注着他的对象的实利，关注着农村阶层中弱势群体，这种坚守使赵树理的“农民”观念不是五四式的、不是都市知识分子的概念式的，而是具体的社会的真实的农民群体本身的观念。在这一点上，现代文学上除了作《阿Q正传》的鲁迅外，没人能比赵树理更能真正理解农民的现实境况了。也是在这点上，赵树理是真正在为农民争取做“人”的资格。而当时的文艺批评早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的批评，因此赵树理的辩护首先引起的是“某些权威的反感”，言赵树理“态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