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与农民心心相印的知识分子，赵树理在1947年参加完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后赴河北武安赵庄搞土改。在这儿，赵树理不仅看到了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更主要的是看到了革命队伍内部的阴暗面，赵树理并没有按照自己被定为“方向”后要对“党”的“歌颂”要求表现农村社会，而是以自己的独立的思考，有意识地提出了农村基层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农村几千年来只有封建专制统治，不少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承袭了专横跋扈、长官意志的官僚作风，惯于向群众发号施令，蔑视多数农民的利益，依赖少数积极分子不但不“洗脸擦黑”，还想乘机再捞一把。赵树理力劝“翻得高”的新贵们退出多占的果实，反被视为右倾言论，赵树理开始变得忧虑起来。“经常跟他意见相左的王中青后来感叹说：赵树理看问题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他对党的政策总是站在群众的立场，用群众的实际情况来衡量、理解的，所以理解得深、准、实事求是。而我们往往站在干部的立场上，从完成任务来理解政策的，便容易出现偏差。”
也正是这种立场，根据自己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和对农民利益的特殊关注与敏感，赵树理很快就发现了土改过程中农村各阶层存在的复杂情况：1．中农因循观望。2．贫农之中，积极分子和干部，有一部分在分果实中占到便宜。3．一般贫农大体上也算翻身，只是政治上未被重视，多数没有参加政治生活的机会。4．有一部分贫农竟被遗忘，仍过着他的穷苦生活。5．流氓钻空子发了横财，但在政治上则两面拉关系。
这就是说，在土改中，一般贫农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上）部分地翻了身，但主要得到好处的却是农村干部和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和流氓。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流氓混入干部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群众没有说话的机会”。把不同的党的干部区分开来，把流氓与贫农区分开来，这是赵树理文学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不同于一般作家对党的干部与农民的神圣化。赵树理说“因为流氓是农民，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个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48年9月赵树理写出了《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中的小昌和小旦的危害性远比正面要斗争的地主大得多。鲁迅笔下的阿Q虽也想着“革命”胜利后“要什么有什么”，报复几个平日结仇的人，但他毕竟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还不足以去压迫他者。而赵树理笔下的这种“革命”胜利后的阿Q——穷人流氓，一旦有了权力，有了压迫别人的能力，就变本加厉地开始压迫他者。小旦对聚财威逼利诱，强订婚姻。一部分贫农还未分果实，占了便宜的小昌、小旦还想在中农身上再捞一把。而他们的主要危害性还不在这种明里显现出来的残暴性，而是他们身上表现的似是而非的流氓性（我认为这是很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他可以狗仗人势，见风使舵，假装积极，拉大旗做虎皮，假公济私，因此赵树理说“我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得比较突出一点”。从而，赵树理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把创作中的批判性发挥到了新的高度，提供了与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精英作家丁玲、周立波等以歌颂为主的小说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景观。
在当时的这些来自左翼知识分子作家的笔下，农民又是怎样一副模样呢？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等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在有惊无险中明白文艺是“党的文艺”而“脱胎换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出版实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
小说中的农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而是逐渐接受了革命意识、被革命化了的农民，是“新人”，新的农民英雄。张裕民和程仁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主要塑造的先进农民形象。作品突出雇农出身的村支部书记张裕民的沉着老练的性格，敏锐、深沉的思想以及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品德，虽也揭示了他在旧社会一度沾染的某些不良习气，还缺乏复杂的阶级斗争锻炼，但终在杨亮等人的帮助下驱散了心中的阴影，像火炬一样照亮了大家前进的道路，这位先进的农民终于磨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程仁面对地主钱文贵利用其侄女黑泥的糖衣炮弹攻击，能及时地从阶级斗争的思想高度去发现敌人的阴谋，而对所爱之人冷漠疏远并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警惕性。《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是个被旧社会压榨的“光着腚”的贫苦农民，他一年到头拼命劳动，却使得全家三口人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他因贫困获得了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因为贫穷，他对党的无产阶级事业忠心耿耿，在土改中始终都走在别人的前面；因为贫穷，他大公无私心胸坦荡地关心他人，在分配被没收地主的财产时总是处处考虑他人的困难；也是贫穷，他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在危难关头敢于挺身而出自我牺牲。郭全海为了使土改后的分配平均，不惜贴上个人的所得。在上文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