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门就变成死人了。只要一看见张木匠，小飞蛾立刻就把她那翅膀耷拉下来……信奉这种“苦虫哲学”的不止张木匠和他的妈，连张家庄的民事主任也是这样。他对妇女的看法：“身材第一，行为第二，行为是可以随着丈夫的意思改变的。改变的方法只有一个‘打’，即所谓的‘人是苦虫，不打不成！’”这是当时男性们对待妇女的态度，这种观念是当时社会人们所认同的。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妇女连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小飞蛾这类妇女不止受丈夫的迫害还要遭受婆婆的虐待。她嫁给张木匠之前喜欢的是保安，而这种人之常情在漫漫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无一不被加上“淫奔之人”、“败坏门风”等罪名而遭到肆意诽谤，群众便将她归入“名声不正”之中。张木匠的妈得知“小飞蛾”的恋情后给儿子出主意，“人是苦虫！痛痛打一顿就改过来了！”“快打吧！如今还打得过来！要打就打个够受！”张木匠拿了根铁火柱，他妈一把拉住他说：“快丢手！不能使这个！这家伙打得疼，又不伤骨头，顶好是用小锯子上的梁！”
这便是小飞蛾婆婆的“苦虫哲学”，而这种“苦虫哲学”是被当时人们认同为人生“哲理”。小飞蛾婆婆的“苦虫哲学”让小飞蛾在苦难的生活中又添了一层苦难。我们再看《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的婆婆，她处处以长辈的身份自居，要求媳妇孟祥英恪守妇道，极尽孝敬，否则就调唆儿子打骂虐待媳妇，并以饿肚子惩处。在“她的脑筋里，‘有个媳妇样子’，是这样：
头上梳个扫帚把，下边两只粽子脚，沏茶做饭，碾米磨面，端汤捧水，扫地抹桌……从早起倒尿壶到晚上铺被子，时刻不离，唤着就到；见个生人，马上躲开，要自己不宣传，外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媳妇”。这就是婆婆心中理想的媳妇形象，事实上只是个供使唤的奴婢。
赵树理非常成功地刻画妇女在封建传统文化里艰难生活的悲惨景象，也让人们清晰看到了中国农村受封建文化荼毒之深。这些婆婆也属于女性，她成为妇女受苦的刽子手，并不是女性对女性的迫害，而仍是男性文化对女性的迫害。这些婆婆所承载的文化是男权意识文化，她们是从男性利益考虑的。从男性的道德标准来考察自己的儿媳，婆婆归根到底是男权的另一种代表。在旧社会旧文化中，妇女受到来自婆婆和丈夫的双重男权的迫害，因此妇女的生存境遇更加可悲。中国千百年来封建文化的侵蚀让人们将女性从基本的人的圈子中划分出来，将她们归于另类之中，在封建社会这个大祭坛上，男人们可以充当祭师的角色，然而女人却只能做牺牲品，有的甚至连牺牲品都无权充当。
在我国，尤其在农村，封建主义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很多农民既受封建势力的迫害，又受封建思想的侵蚀，父传子继几千年，铁链当项链，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去宣扬它，维护它。赵树理熟悉农村，熟悉农民的现实生活，加上他正确的创作目的，他真实地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情景。从小飞蛾、孟祥英、二妞、铁锁这些旧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的遭遇，看到了中国农民承受的苦难之深，尤其是女性遭到的非人的待遇和封建宗法思想、私有观念、旧的势力在她们身上留下的思想毒瘤之深。丈夫的“毒打政策”和婆婆的“苦虫哲学”，都属于封建男权意识，而这种男权意识是旧政权所携带的旧文化意识的直接反映。在那时，妇女的自身价值一方面受社会地位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看她是否具有温俭恭良的性格和落落大方的举止，如果是农村妇女还必须过针线关。在人们的观念中，女性的“自身价值”必须合乎老规矩，合乎老传统，要能经得起那些深谙传统之道的长辈们的评议。在这样的制度中，妇女们在家庭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人性和时光都被封闭扼杀，在她们心灵中埋下的是悠悠的怨恨。赵树理站在乡村底层妇女的立场上，用自己独特的批判眼光去看待农村中的人和事，真实地表现了封建思想带给女性代代相传承的悲剧人生。赵树理在一个历史转折期，站在反封建立场上写出了封建社会带给人们的苦难，批判了封建思想，歌颂了新政权给人们带来的变化。
二、女性在新环境中的生活：改变与不变并存
赵树理让人们看到了新政权带给人们的变化，但在社会解放的下面有着许多问题。赵树理以一位批判主义作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存在于社会基层的问题。
1．在新政权下女性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