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赵树理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满足时代的需要。
“他以很大的精力和热情反映了处于社会主义变革中的农村，创作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我国农村真实的历史画面。”
他诚恳地歌颂革命新政权带来的解放，包括最能体现新社会优越性的女性解放。然而他并不是一味地歌颂新政权，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也并未停留在表层，他看到了在新社会女性地位改变的表象下所蕴含的更深层的东西，女性把自我的价值确认依附在了新成立的政权之上，这种依附让女性失去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她们的意识里并没有真正的平等概念。
赵树理无意间给我们透露出的是：人们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归根到底是由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本节在这里主要从妇女角度分析赵树理作品中呈现的女性与政权之间的种种关联。
一、妇女在现代封建“衙门”中艰难地生活，政权是妇女受苦的根源
在封建伦常的统治下，女性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家庭锁定了她们的生活天地，封建伦理纲常锁定了她们的言行空间。赵树理作品中的成年妇女无论婆婆、媳妇都受到旧政权的毒害，旧政权承载的旧文化对人性思想的侵蚀，让女性失去了最基本的话语权，女性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
1．在旧政权下，女性受到的迫害比男性更深《李家庄的变迁》中有一段描写村公所的会议，主人公铁锁自己家的桑树被春喜砍掉，却被春喜反咬一口，叫到了村公所进行训问，“李如珍用嘴指了一下铁锁：‘张铁锁！你说吧！你为什么砍人家的树？’铁锁道：
‘怎么你也说是他的树？’李如珍道：‘我还没有问你你就先要问我啦是不是？’……小毛也训铁锁道：‘你说你的理就对了，为什么先要跟村长顶嘴？’”在反抗无效后铁锁被迫赔了钱。我们再看二妞的遭遇：“他（按：
小喜）一进去，正碰着二妞说话，便对二妞发话道：‘什么东西唧唧喳喳的。’……别的人都站起来陪着笑脸招呼小喜，可是二妞偏不挨他的骂，就顶他道：‘你管得着？你是公所的什么人？谁请的你？……’二妞话没落音，小喜劈头就是一棍道：‘滚你妈的远远的，反了你！草灰羔子！’……
小喜抡转棍子狠狠地又在二妞背上打了两棍道……”都是农民，但小喜可以随意辱骂、鞭打二妞，只是因为小喜的二爷是阎锡山的秘书长的堂弟。
在此小喜变成了旧政权的化身，而二妞、铁锁只不过是千百万普遍劳动农民。在当时的环境下，农民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二妞这样的女性更是没有说话权的，她们可以被任何人欺辱。在旧社会里，妇女根本没有话语权，没有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妇女在旧社会中受到的困难更多更深。
作为革命作家的赵树理，他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存状态。
像铁锁、二妞似的农民成千上万，他们受到多大的压迫，反抗总是无济于事。只要旧的政权存在，苦难就不会结束。与男性相比，二妞这类女性的生存境遇更加的惨烈。在千百年来封建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形成的意识中，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根本没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二妞由于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而进行正常维护时遭到人们的唾骂，这便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有你男人在场，叫你做什么”的思想。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女性应该遵从于男性，不能越过妇女的传统道德。在旧政权之下，生活于社会中的农民都受到苦难的煎熬，而在这种煎熬中更可悲、更无辜的便是女性。我们从赵树理的作品中还可以发现男性只是受旧政权的压迫，而妇女不仅同样要受旧政权的压迫，更要受到来自男权的迫害。
2．男权对妇女的迫害，让妇女的生活进入了炼狱
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他像鲁迅那样最为关注农民的命运和现实处境，尤其是他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他的思想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一脉相承，在创作中深刻揭示了在那个历史时期农民精神和心理状态的变化及其挣脱旧的文化、习俗和传统思想束缚的长期性、艰苦性。
从赵树理的有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封建文化意识形态下一种非人的生活。
在那个时代，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登记》中小飞蛾在娘家是个美丽活泼的少女，所以一过门就得了个“小飞蛾”的绰号，因为很像戏班里外号叫“小飞蛾”的武旦。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美丽活泼的小飞蛾，过门没几个月，却被她的丈夫张木匠一顿锯梁打成了“落汤鸡”，罪名就是她以前和保安换了那个“罗汉钱”，后来张木匠得到家传的“秘方”——“苦虫哲学”，便进行了实施。这“苦虫哲学”果然有效，张木匠一顿打便把小飞蛾打怕了。从挨打那天起，她看见张木匠好像看见了狼，没有说话先哆嗦。张木匠也莫想看上她一个笑脸——每次回来，从门外看见她还是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