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现实价值。她与媳妇的冲突便不是谁有理谁无理的问题，而是捍卫自己对问题的支配权和解释权的问题，媳妇的稍稍不恭是对她这种权威的藐视，是对她的存在意义的挑衅。这种挑衅对婆婆的精神世界来说有着关系生死的重要意义，所以，婆婆才不惜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确认自己权威的存在，无论是直接对媳妇的管束与责罚还是无奈中的诬陷，能用的手段都使用上了。婆婆的观念是传统等级思想观念积淀的产物，在旧的权威话语中具有合法性，面对新政权权威，她的社会角色低人一等，这低人一等恰使她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威。这是她现实存在意义失落的过程，是一个让她撕心裂肺却不得不接受的过程。这种存在意义的失落是可能重新确认婆媳个体存在意义的基础，小说中人物却都忽略了这种问题的未完成性，给她一个大团圆的意义认可——去享清福。
婆婆的这种失落、无奈、孤寂、绝望的心态，在大团圆的结局中有了反讽的意味。《变了》中她斗不过媳妇、老伴，想在儿子跟前倾诉心中的郁闷，而儿子，她这最亲的人甚至没有耐心听完她的话。《传家宝》中，婆婆精神上的困境显得更加明显与深刻。婆婆在最后才说明她是恨“金桂不该替她做了当家人，弄得她失掉了领导权”。“这是我的家！她是我娶来的媳妇！是先有我来还是先有她来！”女人由媳妇熬成婆，唯一可支配的人便是这个家庭中最底层的媳妇。现在连这唯一可支配的人也要反过来支配她，她怎么能够接受这种现实呢？因此她认为媳妇是她最大的威胁，这成了她自身局限的悲剧。同时，周围的人对婆婆存在意义的疏离造成对她心理更大的伤害。在年轻人看来，她应是被嘲笑、被批判的对象，是无法理解的、令人可笑的恶婆婆。这在金桂对炕上那口破木箱的搬移中得到了最好的展现。婆婆如那口破木箱一样在过去为李家老小的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不再需要而要被抛弃掉，她那些当年的辛劳与牺牲也就如这口破木箱一样不再被年轻的一代认可，她的存在价值也将失去意义。正是在这意义上婆婆说：“谁还把娘当个人啦？”“人家一手遮天了，里里外外都由人家管，遇了大事人家会跑到区上去找人家的汉。人家两商量成什么是什么，大小事不跟咱通个风，人家办成什么都对！咱还没有问一句，人家就说‘你摸不着’，外边来人，谁也是光找人家的！谁还记得有个咱？唉，小娥，你看娘都活成什么样子啦？”说着老人落了泪。这是一种强烈的疏离感，是一种渴望被周围认可的焦虑感。老人在精神上为自己的存在意义作生与死的挣扎，偏偏是最亲的人全都眼睁睁地什么也看不见，看到的只是她的古怪和可笑。更残酷的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如新政权话语的工作员一样采取的是一种强迫的方式，让她彻底缴械，“过几年清静日子算了”。这是最致命的一击，让她在现实的生活中彻底失去存在意义，让一个本已苍老的心孤独地去面临死亡一天天的逼近！在儿媳们得意于老人的转变与她们对老人的爱时，却不知道自己用最残酷的方式戕害她们最亲近的人。小说正是在这民间叙事的层面上，在这亲情融融的大团圆结局中，不经意地流溢出一种令人透不过气的窒息感。
这种婆媳间的冲突也显现了农村原有传统思想的细微变动，农村传统的女性关系在这儿出现了松动。《传家宝》中，婆媳各坚持自己的认识而彼此不相妥协，都在竭力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这种女性存在价值的评判标准却在有意与无意中发生了置换。婆婆的价值评判标准是传统的道德标准，是形而上的，而金桂是以对家庭实际创造的经济价值的贡献作为标准的，是形而下的。因而在精神层面，婆媳关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代之而起的是物质层面对问题的评价标准。赵树理觉察到了农村中这种物质价值判断标准的出现以及它的胜利，而这种物质的评价标准是革命话语体系所禁忌的。赵树理不得不用含混的叙事来呈现他的态度，不得不用大团圆的草草结局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缝合使他的小说再次溢出民间的叙事。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为什么赵树理自觉地对新政权的证“名”反溢出了如此多的民间的东西呢？这与赵树理自觉的民间叙事立场有关。抗战的爆发，解放区政治意识形态要让民间文化承担起严肃而重大的政治宣传使命。赵树理自觉地选择了新文学传统以外的民间文学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承担国家意识形态的普及使命使他的小说具有合法性，而民间叙事的文学追求，使他的小说整体精神上又有了远远超出为新政权证“名”的文化内涵。他自觉地选择地摊文学，有意识地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带有强烈自在原始形态的生活现实，用相对自由活泼的民间文学的形式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政治意识形态对赵树理民间文学创作改造和利用的结果，仅仅是在外在的形式上获得了胜利（即故事内容），但在“隐形结构”中实际上服从了民间叙事的惯性。正是这种民间叙事使赵树理的小说不仅在20世纪40年代没受批判反成为新文艺的方向，但这民间叙事中蕴含的不合法力量毕竟与这新文艺的方向不一致，赵树理50年代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