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是一个知识化的农民，农民化的文人。作为文人他执著而自觉地追求民间文学而不愿意被拉上文坛，以民间文化的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作为一位农民，赵树理刻意以农民的视角写农民，这种文化视角的选择使他笔下的农村生活展示出自身的丰满性，在当时合法化的叙事背景中自溢出民间的叙事话语。婆媳关系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关注的一个侧面，独特的视角和民间叙事的风格使他小说中的婆媳关系有了厚实的韵味。本节试从《变了》、《孟祥英翻身记》和《传家宝》三篇小说来论述赵树理小说中婆媳关系的民间叙事。
作为解放区的作家，赵树理在他有关女性解放问题的小说创作中，从小说的表层来看，是用有关革命的叙事话语来呈现婆媳之间这种无休止的矛盾纠葛的。《变了》、《孟祥英翻身记》和《传家宝》三篇小说，都有四种角色，婆婆、媳妇、问题的解决者（新政权的代表）、婆媳关系的旁涉者（公公、丈夫、小姑子），小说都有相同的、简单的结构框架——所谓代表传统观念的婆婆跟所谓代表新观念的媳妇发生冲突，婆媳关系的旁涉者加剧着这种冲突，问题最终被代表新政权的工作员解决，媳妇的新观念最终取代了婆婆的观念。小说中恶婆婆无理地挑起矛盾，造成了年轻女性的不幸，婆婆成了媳妇获得解放而必须越过去的一个障碍，年轻的媳妇们在新政权的支持下挣脱了婆婆的束缚而获得了解放。这种重复的大团圆的叙事产生一种权威的、静止的印象，确认并强化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当然，这种叙事也确认了赵树理小说叙事的合法性。
但对文学的接受者来说，这种合法的、重复的叙事使得新政权的证“名”显得无关紧要。在这种革命话语规范中，读者看到的是空洞的女性能指，她们所象征的政治观念与她们女性自身无关，吸引读者的是民间话语叙事体系中婆媳冲突所无意显示的女性真实存在的关系。
首先来看新政权的代表人物对婆媳关系冲突问题的解决过程和结果。
婆媳冲突的解决者，李同志、工作员、小娥的丈夫，三者都是新政权话语的代表。在《变了》中，问题的解决是李同志来家中拉了一次家常，她并没能对别人讲清楚新的婆媳关系的合法性，而是以自己是新政权代表的权威性来确认新的婆媳关系的合法性；在《孟祥英翻身记》中，工作员是让婆婆去干妇救会工作相威胁，来迫其同意孟祥英参加妇救会工作的；在《传家宝》中小娥的丈夫也是以金桂的婆婆不会管账相胁迫，使婆婆不得不撒手。由此可见，本应以新的思想观念去做说服工作的、新政权的代表人物并没能给婆媳双方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而是用一种强制性的权力话语取代了原来的权力话语，因而这种新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也就不能证明了。小说叙事在此溢出了不和谐的民间声音。
其次看在新环境中的新媳妇形象。在新环境的影响下，有新政权话语的支撑，新媳妇热衷于参与到社会性活动中来，放脚、打柴、担水、打野菜、识字、参加妇救会工作等。媳妇的这种举动带来了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自觉的，与婆婆把自我价值确认依附在传统道德上一样，她们是把自我的价值确认依附在新成立的政权之上。这种依附性使女性角色失去了个体意识觉醒的可能性，以及从这种自我意识中伸展出个体平等意识的可能性。没有这种个体的平等意识也就无法确立个体的现实存在意义，更无法建立一种与传统意识本质不同的现代婆媳关系。这样我们如何保证翻身后的孟祥英、金桂一代妇女不会重蹈婆婆的覆辙呢？对“任孩儿”的斗争很能说明当时新媳妇的这种依附心态。婆婆和丈夫的“怪眉怪眼，孟祥英看了也觉着有点可怕，也拿不定主意……问工作员‘不去行不行’，工作员说：‘这又不强迫，不过群众还去啦，干部为什么不去？’孟祥英说不出道理来，她想：去就去吧，咱不会不说话？”这是种典型的随大流心态，是一种相当模糊的意识。问题出在工作员的话里，前句说不强迫她，后句又要求她去。这儿存在一种循环推理。
群众去的理由或是他们自己的觉悟高了，或是干部去了群众随他们而去，孟祥英是干部，她的认识应建立在她自己认识的基础之上。事实是，工作员的指引是要她把去的理由建立在随大流的群众身上，而随大流的群众正是把去的理由建立在孟祥英这样的干部身上，究竟谁是谁的基础说不清楚了。就在这种说不清楚中她丧失了真正去的理由，丧失了她理性探索的可能性，更失去了对个体意识确立的可能性。这样，新媳妇在处理婆媳关系时自然不知道自己与婆婆发生冲突的深层原因，只是按新的权威话语去建立婆媳关系，婆媳矛盾的冲突并没有真正解决，这种权威对新媳妇存在意义的确认反使她失去了自身个体意识探寻的可能性，从而呈现出解放区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在小说四种角色中，婆婆的角色是最值得令人回味的。婆婆在做媳妇时深受折磨之苦，作为最底层的角色只能把实现自我价值的希望放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上，只有在对媳妇高人一等的权威中她才有可能把握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