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虎威欺压群众”，在“发生土改之初期，流氓钻空子发了点横财，但在政治上则两面拉关系”。
因此，对这样的流氓，土改之前广大群众是很容易辨认清楚的，但土改初期就难以辨认他们的真实面目了。
为什么此时的流氓就难以辨认？因为像小旦这样的“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他摇身一变，便成了革命积极分子，又比一般的贫农更革命，这时他的阶级身份就变得暧昧起来了。他是“穷人”，这种身份决定了他应是最有资格用革命的手段对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人，他应该占有革命的话语权，革命的最高目标就是让这样的全体穷人获得翻身解放。在革命话语体系中，革命积极分子与封建地主分子，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革命斗争就应是前一个权力体系对后一个权力体系的专政，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事实却是，像小旦这样的穷人却可以自由地来回穿梭于这两个权力体系，寻找自己要找的东西——物质与权利，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不择手段，无所不为，但又如鱼得水。在上文，我们说流氓是恶霸地主坏分子，现在我们看到流氓也可能是穷人。由此，流氓性就不光体现在地主阶级身上，也可能体现在无产阶级穷人身上了，体现在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农民身上了。这样我们不光难以辨认金旺、兴旺这样摇身一变的新政权的革命干部身上的流氓性，我们更难辨认一系列穷人身份的农民身上的这种流氓性了。赵树理小说中，如三仙姑、张德贵、老秦这些穷人身上是否也有流氓性的东西？至此我们需要重新分析上文这些流氓者身上的流氓性了。
赵树理小说中的这些流氓者，金旺、兴旺、喜富、小喜、小旦，首先体现出的是一种游民的存在状态。他们虽然出生于农村，但他们已经基本上脱离了以农业生产为本的生存方式，不再靠务农为生，不再依靠勤苦的劳动来维系和改变现存的生存状态，因此他们已经不是传统的农“民”了。
离开了在土地上的辛勤劳作，处于游民的存在状态，他们放弃了辛勤劳作的价值观而开始追逐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去更容易地获得物质和权力的价值观，因此无论是为非作歹，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只要是能够谋到利益，他们便无可不为。他们要么依靠社会权势，通过给这些权势做爪牙或走狗来获取自己的物质权益，要么已经混有了某些特权，又通过这些特权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物质权益。
其次，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一种奴性人格。这些流氓者在等级社会中，在地位低时便竭力地给地位高者做最顺从的奴才、爪牙和走狗，而一旦具有高位和权势，就开始转过身来欺压弱势的群体，因此他不可能有独立人格和平等意识，只有奴才、主子二元对立的存在。他们除了做奴才，就是主动去欺凌和羞辱他者。小喜、小毛，一方面是找自己可靠的主子，一方面依仗主子的权势去欺压别人。而金旺、兴旺、喜富等已经是通过钻营在新政权里获得了合法的权势，自是要去欺压他者了。
而流氓性在这些人身上最重要的体现是他们都没有固定的信仰和操守，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念。鲁迅在批判中国文人的流氓性时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称之为流氓”。这种“无信仰”、“无特操”现象在赵树理的流氓世界中也是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特点，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流氓都能够变出合适的态度来的，这种无操守的品行只指示一种意向，即为自己谋取利益和权势，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
鲁迅说“阿Q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反过来说阿Q身上散发出了我们民族性中流氓性的一面。同样在赵树理的农村世界中，在普通的下层人物身上也出现了这种隐性的流氓性。
《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十五岁嫁给于福，为了自己的私欲，便用撒赖的方式突然变成了仙姑，“下神”足足三十年。这一则可避免农村劳动，二则可吸引一大帮年轻人给自己做伴。而她更不可见人的是为了能把“看来像个鲜果”的小二黑笼络在自己的身边，她竟强逼小芹去给一个富官做续弦。从这些看，三仙姑离开了生产劳动，丧失了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丈夫和女儿，没有亲情，有的只是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私欲的价值观，而这不就和上文提到的流氓形象在精神上有了相通之处了吗？
《李有才板话》中张德贵的儿子给吴启昌住长工，自己又是本村地地道道的穷人，但他却是“跟着恒元的舌头转”，在阎家山领导集体中，他当上了农会主席，却成了有名的“吃烙饼干部”。依靠于阎恒元，他只不过是“有时候从阎恒元那里拿一根葱、几头蒜”，“跟着恒元吃了多年残剩茶饭”罢了，为了得上点小便宜，他死心塌地地为恒元做奴才，为讨好阎恒元不惜在老槐树下去偷听大火的议论再到阎恒元跟前去邀赏。那老秦又如何呢？他处在农村社会最底层，是阎家村最穷的农户，“吃亏、受怕，受了一辈子穷，可瞧不起穷人”，对老杨前恭后倨，而一旦老杨真给他讨来了土地，前后态度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