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说自己是颇懂点鲁迅笔法的，在小说创作中他特别关注笔下人物精神面貌的本真状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同鲁迅大体一样，他在观察表现中国农民社会时，也是从农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考察的。在他的显性叙事中，农村世界有反面人物（地主恶霸），有中间人物（“老”字辈式的农民），有蜕变人物（年青一代思想变质的农民），有正面人物（“小”字辈式的农民），赵树理用非常明确的笔调写出了这些人物最终的不同结局。但在这种显性的主流话语的叙事框架中，赵树理小说隐溢出这些农村人物对封建文化的相同的承载，而这更应是赵树理在关注农村农民精神时与鲁迅相通的地方。延此思路，本节将分析在赵树理笔下出现的显性流氓形象及农民身上发散出的与其相通的隐性流氓性。
什么是“流氓”呢？《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氓”的一项解释是，氓，古代指百姓；“流氓”是指无业游民。本节说的流氓是指游民中的一类群体，虽属少数，但他是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的阴暗一面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者。
在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显性流氓形象。
在赵树理小说的显性层面，这种流氓形象都是反面人物，即村中的地主恶霸。《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和兴旺二人，“抗战初年，金旺、兴旺为一支溃兵作了内线工作，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巫婆又做鬼”，八路军打垮溃兵土匪，这二人在选村干部时又掌了实权，因看上小芹又没占得便宜，便找茬捆了小二黑和小芹开斗争会。《李有才板话》中，阎喜富“吃吃喝喝有来路；当过兵卖过土，又偷牲口又放赌，当牙行，卖寡妇……
什么事情都敢做”，“抗战以后，这东西乘着兵荒马乱抢了个村长”。《李家庄的变迁》中，小喜“中学毕业，后来吸上了金丹，就常和邻近的光棍们来往，当人贩、卖寡妇、贩金丹、挑诉讼……无所不为”，他竟混成了个所谓的“上尉副官”，后又当参谋长，不仅混迹于地方军阀势力，也混迹于地方土匪势力，日本人打过来又和日本人混在一起，真是混得如鱼得水。
《邪不压正》中，在刘锡元得势时，小旦作为刘家的走狗强逼王聚财把女儿答应嫁给刘锡元的儿子。八路军一来，小旦又领着人把刘氏父子给捉了回来，自己成了“积极分子”，并分得了胜利果实，“后来看见元孩、小厂当了干部，他就往他们家里去献好”，在小昌的授意下，又去强逼王聚财把女儿软英嫁给小昌的儿子小贵，而一旦小昌在党内受到处分时，小旦为把自己洗干净，对小昌是倒打一耙。
这些流氓者在赵树理的显性叙事中，最终都被新政权镇压了，由他们引起的“问题”被新政权解决了。“问题”的解决，体现出赵树理“问题小说”显性的修辞效果，即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对新政权权力的膜拜。
但在“问题小说”结构的叙事中，赵树理“却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挣破‘问题’有限的涵盖范畴，去进行纵横交叉式的思索，以便把‘问题’扩展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生形态及其人类的特殊生存方式——即文化属性，通过对其现实行为与心理构成的艺术表现，赋予作品长久的文化价值”。
透过这种“问题小说”的显性叙事，细究这些人物身上的流氓性，竟然发现这些人的出现，在农村有着很广阔的背景，进一步探寻这一背景，竟可从许多农民身上找到与这些人精神相似、相通的流氓性，而这些造成了对前一显性修辞的反讽、消解，导致赵树理的小说不再单纯、明朗，而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赵树理小说的显性修辞意向反而显得不那么至关重要了。
《小二黑结婚》的显性叙事，要传达的是金旺和兴旺作为封建恶霸势力代表，最终被正法，反封建斗争在新政权领导下获得了胜利。金旺和兴旺，在没当村干部之前，由于压迫弱势群体，他们的流氓性很容易被看清楚。
但一旦成了体现新政权的村干部，他们的面目就变得有些模糊。他们要霸占小芹，要治二黑的罪，但他们却是通过“反封建”的方式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了，由于他们是以新政权代表人的身份出现的，因此群众较难分辨出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尽管如此，他们仍是混入基层干部中的恶霸地主坏分子，因此在赵树理的笔下这种流氓最终是被新政权给清理掉了，“问题”被解决了，同时也让读者形成一种认识，流氓就是恶霸地主坏分子。
但在《邪不压正》中，却出现了个小旦这样的穷人流氓者，问题就变得有点复杂了。小旦是穷人，为了生存他给刘锡元做狗腿子，欺压弱势群体。而在革命到来时他变成了革命积极分子，捉来了刘锡元父子，并积极地进行批判斗争，因此他比别人多分得了胜利果实。但是，在成了革命积极分子后，小旦却正大光明地要求多分“浮财”，要求斗争由开荒起家的王聚财，他的流氓本性才完全彰显了出来。安发说他“是个八面玲珑的脑袋，几时也跌不倒”。赵树理说，“土改之前，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流氓甘做地主之爪牙，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