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李有才板话》中张德贵是一个完全被奴化掉了的人物，他的儿子给吴启昌住长工，自己又是本村地地道道的穷人，本属于老槐树下的群体，但他向往着“庙堂”和“村公所”的好处，“跟着恒元的舌头转”。在阎家山领导集体中，他当上了农会主席，却成了有名的“吃烙饼干部”。依靠于阎恒元，他只不过是“有时候从阎恒元那里拿一根葱、几头蒜”，“跟着恒元吃了多年残剩茶饭”罢了，为了得上点小便宜，他死心塌地地为恒元做奴才，为讨好阎恒元不惜在老槐树下去偷听大伙的议论再到阎恒元跟前去邀赏。
老秦是“老”字辈的典型代表，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在老秦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处于被剥削与被压迫者的地位，但鄙视劳动人民，崇拜权力，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同样奴性十足。选举前老秦便埋怨小元“放冷炮”，人们议论丈地不公时，他却道：“我看人家丈得也公道，要宽都宽，像我那地明明是三亩，只算了二亩！”这些细节便把老秦怯懦、怕事、逆来顺受、好占便宜的心理表露无遗。最令人惊奇的是老杨同志来了之后，他听说老杨是长工出身便打心眼儿里看不起他；后来听说老杨跟村长说话很“硬气”，“自然又恭敬起来”。最后当老杨把他押给阎恒元的地夺回来后，他又拦住老杨“跪在地下鼓冬鼓冬磕了几个头道：‘你们老先生们真是救命恩人呀！’”这种“唯上”的奴性和“唯权”、“唯利”的价值观、等级意识和报恩思想早已在民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并是以文化的形式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和认同的，因而他们的翻身“不独需要战胜自己的敌对阶级（以恒元等为代表）、异己势力（以刘广聚、张得贵等为代表），而且要战胜自身的异己心理”。从老秦最后又是口呼恩人又是磕头的举动看，“老秦们”能否战胜令人担忧。因为这种恩重如山的知遇之恩是他们发自心灵深处的，是虔诚的甚至是神圣的。这就是席扬先生所说的“农民令人震惊的悲剧文化性格”，而他们人生悲剧的原因也在于此。
更深层的是这种文化性格的农民一旦拥有了所有农民都梦想的一定财富和权利后，这种农村权力文化秩序又会怎么样呢？赵树理在小说中更进一步写出了小元式的人物，来表现他的深层思考。小元最初也是老槐树底“小”字辈的代表人物，小元“家中只有一个老娘，没有吃的，全仗小元养活”，在阎家山是很穷的农户，受阎恒元的欺压，因此在与阎恒元的最初斗争中小元非常积极，阎恒元为了报复他故意把他选为武委会主任。可受训回来的小元在掌有一定的实权后，就非常容易地被阎恒元拉进了“庙堂”、“村公所”的阵营了。他经受不住一套制服、一支钢笔的诱惑，很快地“穿衣吃饭跟人家恒元学样”，“不生产，不劳动，把劳动当成了丢人的事，忘了自己的本分”，“架起胳膊当主任”，“逼着邻居当奴才”，而终与“恒元们”同流合污了。其实更重要的是小元始终也逃脱不出封建传统文化造成的农民文化心理和性格的藩篱。制服和钢笔只是一种表象，小元放不下的是主任的身份和权力。在小元的思想深处认为当主任就不用割柴，不用锄地，因此他才会“觉着不好意思”会“脸红”。无论是小元还是其他“小”字辈的人，他们都无法摆脱这种命运。
得贵、老秦、小元这样的人在阎家山还有很多，在处于弱势时，更多的是观望、推诿、寄希望于别人，而一旦在权力秩序上翻了身，他们也不会成为群众的代言人，相反只会是效仿原来统治者谋求私利，奴役乡亲。
老槐树底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一代一代地重复着他们的悲剧，这种文化心理更令人深思。在此，可看到赵树理小说对国民劣根性的思考，这使他的小说有了与鲁迅相同的思考角度。阎家山的农民无论是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后始终都是按照原有的处事方式办事的，阎家山的权利文化秩序还是没发生变化，在他们的思想中不同的只是“衙门”改“公所”而已。
《李有才板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抗战时期农村真实状况的原生态叙述，并且传达出这些“问题”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这种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文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展示和关注，使这篇小说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