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有才板话》中有一个颇有含义的意象——“庙堂”，小说中首次提到“庙堂”是得贵在替恒元做宣传时出现的，“明天到庙里选村长啦，十八岁以上的人都得去……”选村长是村政权举办的，而它的地点是在庙里，这样阎家山的村民就有意无意地在潜意识里把村政权同庙堂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突出了“庙堂”的广泛认同性和强大规范力量。其次是小说在描绘选举时提到“庙里还跟平常开会一样，章工作员、各干部坐在拜厅上，群众站在院里……”这样的选举场面展现了阎家山一直以来的权力运行场面，揭示出了环境的庄严，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规范应该是神圣的而且具有广泛认同性和约束力的。这样“庙堂”的意象就很有象征性的味道了。在乡村，宗教文化、传统文化共同制约着农民思想，而庙堂则是这种文化的民间物质载体，它承载着最高权威，是高高在上的封建权力的象征。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文明之后，宗教观念和庙堂权威意识已经深入广大农民的大脑，农民对于庙堂文化具有普遍的认同感，甚至是顶礼膜拜的。
而与“庙堂”紧密相连的是“村公所”。在《李有才板话》中，阎家山农村基层政权的代表“村公所”就置于庙堂之上，“东社房上三间是村公所，下三间是学校，西社房上三间是武委会主任室，下三间留作集体训练民兵之用”。这样，这种重置使“村公所”就和庙堂一样取得了的神圣地位，“村公所”作出的仲裁就同“庙堂”一样具有封建权威性和认同感。
阎恒元等正是洞察了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利用庙堂与公所的权威性以世俗性、礼仪性的形式去钳制人们的思维，控制人们的行动。在小说中，“说事”的地方既是“庙堂”又是“村公所”，在面对合二为一的权威代表时，如善男信女到庙里祈祷时需要准备香火来表示对神灵的虔诚一样，说事者在说事前必须依照故有的程序准备“说事”所必需的费用（小说中提到的“吃烙饼”）。因为这是在对权威的敬仰之下的行为或礼仪，所以吃之者心安理得，奉之者心愿臣服，毫无异议。执事者照规矩办事，应事者按程序行事，一切正常而有序，广大农民对这种文化只有默认与遵从。
相对于“庙堂”、“村公所”上层文化形态，阎家山还存在一种处于弱势的、具有广泛基础和顽强生命力的民间大众文化形态——“老槐树”文化。在阎家山，村民纳凉、聊天，甚至吃饭都要到老槐树下去，这种空间和氛围决定了这个群体文化属性的平民化、自由化和开放化。詹姆逊认为文化“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这样，“老槐树”文化就成了弱势群体观察“庙堂”、“村公所”文化的民间聚会，树下村民的攀谈变成了对乡村权力关系的发现过程。可发现之后的无奈使他们只能在戏谑调侃的语言狂欢中对其进行嘲讽，实现对神圣权利的颠覆，从而获得消解神圣权威的精神愉悦。李有才的板话正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如他表达的对恒元把持政权的不满、对家祥的丑化、对广聚的讥讽等。
这种农村文化深植于民众的心理深处，规定和框宥着广大农民的思维和行为，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了相当稳固农村秩序。在《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开篇就指出：“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这里‘西高东低’、‘楼房土窑’的地貌特征，并不是简单的情景书写，而是隐喻着文化地理上的权力关系。”
在这种权力关系作用下的阎家山井井有条的文化秩序和生活秩序也被固定下来，被一代代的阎家山人所继承和延续。这种文化支配下产生的农村社会固有运作体制，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和排外性，并且依照自己内在的规律运行。在抗战时期，党虽然给阎家山带来了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并企图以此来改变阎家山的旧貌，然而结果却是民主选举被破坏，民主政权被窃取，阎家山的权力仍掌握在阎恒元一派手中，最重要的是民主的思想观念并未冲破阎家山的这种文化系统，并未真正深入广大农民的心中，阎家山的这种固有文化秩序造成了“老槐树”文化始终的弱势性。在这种秩序下，老槐树底的人始终处于权力的统治之下而无法摆脱。陈小元改名“陈万昌”本是属于自己人身权利的事，况且还“请闾长在闾帐上改过了”，可是阎恒元还是使用自己的权力“提起笔来给他改成了陈小元”。
（二）在“庙堂”、“村公所”和“老槐树”之间徘徊
阎恒元借用权力、传统文化维护着这种农村秩序，阎家山的人在面对这种体制时无能为力，在无奈中这种秩序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遵从。当党带来的民主思想和党建立农村政权要打破这种固有秩序时，阎恒元一派就使用权力、传统文化手段对抗和吞噬党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权。在这样的秩序斗争中，赵树理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在两极徘徊穿梭的农民形象，如张德贵、老秦、小元，使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