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真不坏。坐到小晌午，叫过家祥来，三人一捏弄，家祥就写牌，前后共算十亩半，木头牌子插两块。
这些鬼把戏，只能哄小孩；从沟里到沟外，平地坡地都不坏，一共算成三十亩，管保恒元他不卖！”党的土地政策就这样被阎恒元这样的地主阶级在执行过程中篡改和破坏了，而更可怕的是这样的阎家山还因此被评上了“模范村”。
第五，阎家山的政权从产生到运作始终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督体制。从党的领导到群众，都未能做到对基层政权的监督。党的代表章工作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就像小宝说得那样：“章工作员倒是个好人，可惜没经过事，一来就叫人家团弄住了。”下层老槐树底的老、小两辈人更谈不上对政权的监督了，一个敢说真话的李有才的下场竟是被驱逐出了阎家山，其他人更是敢怒不敢言。
面对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如此严重问题，赵树理也陷入了困境，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赵树理自身的政治处境以及对新生活的期望，他不得不创造出一个一身正气的清官形象——老杨同志，依靠这一理想化甚至道德化的农村领导干部形象实现了对“问题”的处理。但这个“问题”真的单靠老杨这样一个清官就能解决吗？
二
在阎家山，党的革命、民主思想并未深入农村内部，并未植根于农民心中。面对这些“问题”，赵树理并没有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有恒元、广聚、家祥等一批所谓的坏人的存在。在小说中，赵树理有意无意地为我们提到了隐藏在这些表象之后的更深层的因素，“他却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挣破‘问题’有限的涵盖范畴，去进行纵横交叉式的思索，以便把‘问题’扩展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生形态及其人类的特殊生存方式——即文化属性，通过对其现实行为与心理构成的艺术表现，赋予作品长久的文化价值”。
赵树理虽然是用农民的视角来观察和表现“问题”的，但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赵树理，更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问题有着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正是这种深层的，又相对独立的农村文化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秩序、农民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
（一）“庙堂”、“公所”与“老槐树”文化的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