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时，周扬便顺理成章地把赵树理小说大团圆的结局阐释为新政权镇压了地主阶级，老一辈人的“旧”思想转变成了“新”思想，落后分子二诸葛、三仙姑、老秦等思想上都发生了“质”的转变，章工作员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个社会再没有斗争的对象了，旧社会也就变成了一个新社会。他还指出赵树理“不能把一个人物写成一个晚上就完全变了样子”，“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转变”是作者现实主义的表现，周扬的这种表面的辩护恰是模糊了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内涵。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周扬不可能不知道人的思想的转变并不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就可以立即转变的，而他的“党的意识立场”则要求他要言说赵树理的小说是表现了一个旧社会变成了一个“新”社会的主题。同样对农村生活特别熟悉的赵树理，他不可能不知道，仅凭“党代表”的三言两语是不可能立即清除几千年来积淀在农民身上的看重“实利”的思想意识的。但作为公开发行的小说，赵树理必须站在一定“合法”的位置上展开自己的叙事，因此他不得不在小说中留下许多非常明显的难以缝合的裂缝。由上文分析看，赵树理小说是在合法性的表层下力图展示在新政权的社会背景中农民真实的生存状况，而周扬用人物的阶级关系、新旧关系、积极与落后关系置换掉了“落后人物”的历史真实处境，消解掉了小元式人物的危害性，也消解掉了赵树理对农民真实生存状况的展示。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的真实目的，如他所言“我与其说是在批评什么，不如说是在拥护什么”，论定赵树理的创作“是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他的政治意图十分明确，是要对赵树理小说进行一次权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最终”界定，达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达到对新政权合法性正名的目的。而就赵树理的文艺创作来说，它是“为农民的文学”，是以为农民“实”利为基础的文学，这一基点并不随外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30年代他立志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农民）写作而宣布自己“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当党的政策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时，他便由衷地歌颂党并维护党的立场，但当农民利益受损时他又奋不顾身地据理力争，这在他之后的小说中表现得更清楚。也正是这种价值的坚持使赵树理一直具有一种独立而又清醒地思考，这种坚持自是要和当时及后的文艺政策发生冲突的，因此赵树理在他的创作开始时事实就已经注定了其与解放区主流意识的矛盾。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需要赵树理这样的作家为党的事业服务，故而理论家有意识地对其作品进行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读，在把他定为“方向”性作家而强调他作品中“歌颂性”因素的同时，必然对他的“批判性”加以淡化，忽略甚至曲解。而在这种宣扬中，赵树理追求的价值被逐渐消解，赵树理的真实面目逐渐远离读者，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思想意识、审美意识逐渐被主流意识所置换，赵树理自由的文学创作被拉向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规范的监督之下，而这注定了赵树理以后文艺创作道路的曲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