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喝有来路，当过兵，买过土，又偷牲口又放赌，当牙行，卖寡妇……什么事情都敢做”；新选的村长广聚“抱粗腿，借势头，拜认恒元干老头”；工会主席老范是阎恒元的领工，民事、教育委员是阎氏父子，财政委员启昌是个只要自己不吃亏便什么也不说的贪图私利者，同样建设委员马鸣凤最爱占便宜，妇救会主席桂英又是马鸣凤的老婆，青救会主席小林是财政委员启昌的儿子，更是一个“啥也不懂”的小孩子，唯一真正从农民群众中选出的小元也被阎恒元用小利“团弄”成他的人了。更高层的章工作员又是专尚空谈，推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真正令人可怕的是，这一群人正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干部，是代表着新政权的农村干部，他们组成的这个机构是代表着合法的、代表农民利益的权力机构，在这样一个权力机构中，农民的利益又在何处可得到保护呢？虽然因老杨同志的工作，终斗倒了阎氏集团，但谁又能保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会出现一个新的李氏集团、赵氏集团呢？谁又能保证从农民群众中选出的干部不会再是小元式的人物？谁又能保证新的工作员不是章工作员式的领导干部呢？如此的一个农村基层政权严重不纯的问题，在周扬的阐释中再一次被置换掉了，赵树理所要表达的问题由于是关联到新政权的基层党组建设而被消解，代之而起的仍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
其次，在人物形象地分析上，周扬强调了人物的阶级关系、新旧关系、积极与落后关系。周扬谈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在一定的斗争的环境中”的人物形象，有“农民和工作干部”，有与之相对的“地主恶霸和他们的‘狗腿’”，“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界线是划分得十分清楚的”，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前者最终战胜了后者。但周扬无法漠视那些所谓的没有明确阶级立场的“落后人物”，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二诸葛，《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等，因而周扬说作者是“写出了斗争的曲折与复杂性，写出了农村中的各种人物：地主、农民，包括积极的、中间的与落后的；两种类型的工作干部”，经过斗争的教育，农村中的落后分子最终会发生转变。我们再看赵树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描述，《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老宋等，他们是底层的弱势群体，是被欺压的对象。当我们站在这些“落后人物”求生存的位置上，从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再去理解他们所代表人物的所谓的农民的自私、落后时，那么，他们的胆小怕事，老秦对权势的敬畏以及后来对老杨的磕头谢恩等都反变得“合情合理”了。在这样一个本身并没有把农民当“人”看的社会里，在没有法律及社会制度保障体制来保护他们利益不受侵害的环境中，站在底层的农民是没有开口说话的资格，他们真实的利益也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保护的。李有才对权力反抗的结果是被驱逐出了村子，铁锁面对如此强大的乡村权力系统，他的抗争招来的是不可挽回的家破人亡。正是在无数的挫折与失败后，老秦才变得如此畏首畏尾，他唯有向权势者的忍屈才能换得做稳奴隶的地位。他不敢相信老杨能争回他的地，而老杨以大救星般的身份使他重新拥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时，他是带着农民最深的感激之情、以中国人最大的礼节向老杨磕头谢恩。而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90年代，我们再一次看到老秦们的理想仍没能真正实现，大救星般的老杨仅仅是给农民一个空幻的喜悦。小说虽以大团圆结束，但明显是展示出农村农民的生存状态，再一次展示出新政权在农村中面临的“旧”问题——对农民利益的守护。
同时，赵树理小说中小元式的人物，却被周扬轻易地放掉了。“落后人物”老秦等处在社会最底层，虽然他也曾看不起长工出身的老杨同志，但就算他有压迫他者的想法，他也没有这种能力和机会，因此这种人物虽有农民的自私、落后，但不会损害他者的利益。而小元这种人物虽也是出身贫农，经受过压迫，但一旦成为“新贵”，到能够压迫他者时，他便投身到自己曾经反抗的集团的小圈子里去，也同主子一样地开始压迫选举他的同伴了，农民的自私、落后的危害性便显示出来。由此看来，所谓小元式的“革命”不过还是农民式的造反，是鲁迅笔下阿Q的“革命”，这种“革命”只注重财产与权势的重新分配而无新的思想的变化，无新的体制的产生。与小元相似的还有，“跟着恒元舌头转”的农会主席张得贵、财政委员启昌、建设委员马鸣凤，《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小毛等，这些人本是底层受压迫的对象，为了生存，为了眼前的实利，他们没有什么操守，不惜牺牲他者的利益，或被收买或被利用，成了“新贵”后，就可能是一个新的阎恒元。赵树理对这种人尤在《邪不压正》中有更精彩的表现，小昌、小旦式的人物总是能当成“新贵”，无论是在旧式社会中还是在新式社会中。可怕的是这些合法化后的“新贵”是代表大众利益的面目来再一次地压迫那些底层的弱势群体的，而这却是很难从新体制中区分出来的。
当周扬把赵树理这种对农民生存状况的展示阐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