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基础等于说是要再一次地打碎所有的可供利用的社会体制资源，一切都得重新来过。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当赵树理感觉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的利益一致时，赵树理是坚决维护“党的立场”。从1943年赵树理出版《小二黑结婚》及其一系列杂感短论中可见，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介入”意识，使赵树理主动地向农民解释政府的方针政策，通过对政策的解释来对在下的农民进行启蒙，以此来实现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社会性文学革命中的先导作用。但需要区分清楚的是，赵树理这种“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与当时不少干部或作家只对党负责而并不顾及农民“实”利的意识有着本质的区别。赵树理对“党的立场”的认同，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大众化的价值立场——对农民现实价值关涉的立场。恰是当党的政策或党的干部的作为违背了农民的利益时，赵树理必然要据理力争，从而显示出他的创作的批判性锋芒，无论是在面对周扬对其“方向”性的有意误读，还是来自“西总部胡同”的责难，以及对《金锁》等问题的检讨。在1959年给陈伯达的文章《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中他与中央政策大唱反调，此后又有“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和“浮夸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惊世骇俗的想法，1962年大连会议中，赵树理作了农村形势问题的长篇发言，比1959年的观点更推进一大步，更具锋芒，是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
也是站在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上的大众化，赵树理的叙事方式也与众不同——在五四话语和解放区话语中逸出了民间叙事。“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
赵树理正是出于这种见解，他追求民间的文学传统，追随乡村百姓的审美趣味，创造出质朴平易的文风。在结构上，“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不作冗长静止的心理描写，而注意人物的行动；在语言上，从民间口语中挑选普通而又有生命力的语言来传达民间世界的丰富与复杂等。对民间价值立场的坚守，使赵树理企图用民间叙事把民间世界自己展示出来，而不再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来展示民间世界。“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民间世界的“心声”便只能存在与乡野之民的语言中了，正是在注重三晋语言的自然表达中，在借用民间的思维习惯、风俗习惯对农民的生存境况进行还原时，赵树理的笔下呈现出一个整体性的较真实的民间世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