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残忍”，指出“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着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把金针海带当作山珍海味，并非万古不变的土包子；吃南瓜喝酸汤，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贱骨头”。
这些言论，显示出了左翼知识分子历史预设的价值立场和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的隔膜，也显示出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坚守的农民的价值立场的时刻警觉，他不轻看农民，他要成为鲁迅所说的“大众中的一个人”。赵树理亦不轻看自己，在这些“亭子间”的文化人之前，他决心走自己的路，“我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写法。只要群众看得懂、爱看，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后来，在延承左翼文学大众化传统的作家圈子内，赵树理仍旧不被看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有“东西总部胡同”事件，而赵树理对自己坚守的大众化价值立场在发表《金字》前都没有产生过动摇。
但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赵树理这种坚守为农民“实”利的大众化，也跟解放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有根本的区别。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界定“大众化”时说“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的确是高屋建瓴，一语中的，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实际意图却是“整风”，是要用所谓的“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感”来替代当时延安出现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化思想，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意识就是“无产阶级意识”。按此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对毛泽东关于“大众化”的论断加以阐释：初期革命文艺工作者所理解的“大众化”就是将“无产阶级意识”用大众容易接受的形式灌输给大众，为的是改造大众的意识。
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他看到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独特性——赵树理强调的大众化是关涉农民切身“实”利的大众化，但他却以农民与地主二元对立的视角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三篇小说阐释为描写阶级斗争之作，对赵树理小说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最终”界定，达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由此可看出，解放区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其主旨是要鼓动大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完成政治任务，核心的立场是站在政治的立场。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从一开始在不为左翼文艺看好的同时，也不为解放区文艺界看好，以至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获得空前轰动效应以及巨大的发行量时，赵树理受到的却是文坛三年的“冷遇”。即使后来赵树理被迅速尊为“方向性作家”，但他与这种“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的分歧仍是很快地显露出来，迎接他的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系列的批判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还是解放区文学的“为工农兵服务”、“大众化”，其价值立场都是远离现实农民的实际生存状况的，是历史预设的。而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上去言说农民的声音，坚守农民“实”利，并由此关注中国发生的这场社会革命。以此作为文艺创作的价值立场，赵树理的大众化体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样式。
首先是与众不同的叙述对象——“问题小说”。从《小二黑结婚》到《金字》发表的前后，赵树理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从表面看，这些问题都是赵树理在“工作”中遇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应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贯彻自身意志时遇到的“问题”。但仔细品味，这些“问题”实际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贯彻自身意志时，触及了农民利益时所发生的“问题”。这种触及，有时与农民的实际利益相一致，如《小二黑结婚》、《登记》，有时是侵害了农民的实际利益，如《锻炼锻炼》。赵树理曾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归结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变革中，是否得到真实的利益”，也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否实际的（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给中国农民带来好处”。
因此在经历十来年底层社会的飘荡，在目睹了暴力对民众的肆意蹂躏后，终于落身于解放区时，赵树理“就像维护宗教一样维护革命”，“当他发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改革中，农民的确在政治、经济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在思想文化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的歌颂是由衷的，并且是生动、活泼的，在党的政策与农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赵树理的创作也就取得了一种内在的和谐”。因此赵树理的小说以大团圆的结局来维护“党的立场”，同时对有损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严厉的批判，“我们的作家要对向上的、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咱的江山，咱的社稷’，遇上了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需打积极改进的主义，不许乱踢摊子！”
这些言论体现出赵树理的社会责任意识，当赵树理以这种积极的建构性的主体意识面对现实社会时，反显出一种保守的姿态。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叶，中国一直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而这种稳定的政权机构是社会渐进发展的基础，失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