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孩子”，向旧社会进攻，全是自己的空想，与实际的社会毫不相干。
1930年初，鲁迅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终也踩进了社会斗争的漩涡。五四先驱尚且如此外转，走向社会实践，受五四思想及现实社会思潮影响的赵树理自是也转向了这种尚“实”的社会革命，这种追求成了他安身立命的价值标准，因此说赵树理的小说以求实的姿态展现农村社会的生活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现实性的。
当然，赵树理的这种“尚实”的社会实践革命观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驱姚事件后赵树理被通缉，1928年4月开始逃亡生活，艰难地流浪大山深沟里，后来得知自己学校除名，就此结束学生时代。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赵树理感到了迷茫、疲倦。他决定回家重入那“小”字辈的队伍。9月，这个身心憔悴的流浪者、“倒霉鬼”的回家，等待他的不是父母的安慰，妻子的温存，儿子绕膝的乐趣，而是更多不幸。父亲的恼怒，村人的取笑、白眼，女儿的夭折，妻子的去世，一连串的变放，搞得赵树理焦头烂额，疲惫不堪。迫于生计，1929年初，他报考了县城西关模范小学的教师岗位，然后4月份被捕到“山西省自新院”。在自新院写了《悔》和《白马的故事》，在这两篇作品中，流露出赵树理当时的情感心态。《悔》的内容描绘了一个被学校开除的小学生冒雪回家时面对家人的悔恨心理，与赵树理在“四师”被开除时的处境非常相似，《白马的故事》中讲一匹白马在电闪雷鸣中受惊在山洪惊雷中盲目狂奔乱窜，最后精疲力竭地找最爱它的张四哥，“它对他立正，两耳尖向前立指着，粗胖而柔软的嘴唇‘哺哺……’的振动，两颗大而晶莹的眼珠并向正中，表出无限的亲爱——好象失路的孤儿，中途遇到了母亲。”这种感情我想应正是赵树理对自己处境的感受。
1930年夏，赵树理获释后回长治母校，在与同学合影的照片上的题词：
“萍草一样的飘浮，或许是我们的前程。此间一度的欢聚，不知何时再会。
朋友们啊，我们的归宿，让我们分头去找。”更是透着不知去向的伤感。更重要的是出院后党组织曾两次派人找他谈话，劝他回到党内来，他都拒绝了。1933年，赵树理创作《有个人》，主人公是个农村中上过小学的农民宋秉颖，起先父辈家境还好，到自己这代时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由于有点文化，又善良，被选为闾长收税，既耽误自家务农，又常要借债。小说写出了宋秉颖在重税和村长等权势者诱迫下的破产。而赵树理当时处境正是如此，赵树理的叔叔也陷进了这种高利贷的逼迫而破产，赵树理都有不得不卖掉妹妹的惨境。1962年2月，赵树理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是被债务挤过十几年的，经我手写给债主的借约（有自己的，也有代人写的），在当时，每年平均总有百余张。其中滋味，有非今日青年所能理会者”。小说中写道宋秉颖后来被迫出逃去河南的情节，也应与赵树理1931年被迫去河南当学徒的情景相似，赵树理在当时同样要经历抛家离子的痛苦。1934年后去太原，又误遭日本特务的追踪使赵树理精神紧张错乱，后跳水自杀，又被救起在太原教育学院休养，没有正当职业，卖文为生，后又于1935年去西北影业公司当电影演员，1936年又一次被国民党逮捕。从这些情况看，现实中的生存问题一直压迫者他，使他不得不把目光一直盯向实际生存。1936年夏，赵树理好不容易在上党乡村师范学校落了脚，这个地方是牺盟会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在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中，赵树理的政治热情也很快得到恢复并迅速升温。抗战爆发后，乡村师范停办，赵树理加入牺盟会，并担任了一个区的特派员，稍后又重新加入脱离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革命职业生涯。应该说是民间文化的滋育、五四新文化的召唤、社会现实政治的逼迫、革命热情的激荡，几股力量的作用，一步步将赵树理磨炼成了一位“尚实”社会实践革命观念的革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