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纷杂显现在赵树理1936年之前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中。《金字》暴露镇长对村人巧立名目的剥夺，《糊涂县长》讽刺中庸主义的失败，揭示民主选举的虚假，《忧心的日子》中展示农民的绝望，《过差》揭露官差对百姓的强取豪夺。这些创作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示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的冲突，写法上倾向于现实主义，视角与立场皆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主张一致。而《山西第四师范同学合影题诗》是在淡淡的忧愁中对前途无法把握的浅唱，《给一个学生的题词》是自己经历人生甘苦的曲折显露，《到任的第一天》展示出对学生时代和农村生活安逸的向往和作者身处庸俗社会的忧郁，《耳畔》是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反省。
这四篇作品都是赵树理内心世界的自我表现，带有浓重的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又与早期“创造社”的艺术风格相近。
在评论方面，《我也谈谈创作》中，赵树理赞同“由理论的骨骼出发去把握现实”，“用时代的必要来看某一作品”，“现实的存在，是什么就是什么，它的本质上绝对不含有两样的真理”。
可见，赵树理身上所具有的三晋文化“求实”的根底，并未从他身上彻底拔掉，而是潜意识中影响着他的价值选择。同时赵树理离开学校后的生存困境——近十年的“草萍生涯”，使他不得不将眼光投向现实世界，相对少有五四青年式的，如鲁迅、郁达夫等人思想上的深刻苦闷，所以赵树理对世界的认识是以“唯实论”开始的。正如此，赵树理《神经质的文人》批评林语堂的幽默味道，批评当时文坛提出的争论问题远离中国社会现状，在《欧化与大众语》中，强调对大众说话的态度，强调“实地参加大众的生活，体验了大众的心情与体态，用大众的语言，是可以产生出大众的作品的”。他的大众化是要把五四小资产阶级的大众化拓展到社会最底层——农民的大众化，因此他感觉到的就是五四新文化大众化与现实民众接收水平之间的悬殊差距。
《文化与小伙子》展示出赵树理对五四新文化启蒙的思考，他看到的现实是知识拥有者与下层劳动的隔离，认为解决的办法是亲自参加下层民众的社会实践。《雅的末运》更是呼吁作者“牺牲一点清福来应付一下时代的俗务。俗务中需要的是‘热’——第一个刺激来了都给它一个适当的反应，感觉灵敏的要负传达刺激之责，使自己感到刺激，别人也能感到”。
然由上文的分析可见，在面对五四新文化的纷杂中，赵树理逐渐承载的是一种强烈的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意识，是五四的社会启蒙意识，他的“知识分子性”不是自觉走向对个体的精神探索，而是走向知识分子对社会革命的责任承载，不是强调“人的解放”，而是强调社会实践的启蒙价值。
事实上，五四先驱带着一种至高无上的超越情怀批判辛亥革命一族时，他们获得了时代的认可，而五四高氵朝之后，众多先驱不约而同地向外转，以更激进的社会革命方式否定着先前激进的个人主义。陈独秀在“五四”初期极力提倡个人主义的时候，他发表的文字也时时隐含一些群体意识，他虽在1917年与胡适达成一个口头协议“二十年不谈政治”，尽管他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振振有词地大谈个人自由、平等，但急功近利的心理使他恨不能立马实践他的政治意识，他的新文学倡导向新政治靠近。他“从政治革命的立场出发，着重培养有主动意识之‘人’，希望觉悟者能在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后，迅速担负起‘直接行动’的历史重任，以无畏的‘牺牲的精神’完成救亡图存的使命”，其兴奋点倾向了社会运动，他的文学革命以个性启蒙作为开端，而以社会革命作了结束。
“健全的个人主义”者胡适在《不朽》中言：“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把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可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毒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鲁迅经由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呐喊，经由中国大革命前后的彷徨，“由此引起鲁迅早期‘立人’思想中企图通过思想的启蒙力量来根本改变现实的唯心主义理论框架的轰毁，而把目光转向对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的探寻，终于在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实践中看到了改造中国的现实希望，得出了‘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历史结论”。后期的鲁迅甚至说出了与思想启蒙大师身份极不相称的话语：
“青年又何必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适合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防轰走了。”
1927年底以“局外人”自居的鲁迅，自认唤醒民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