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早期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
出生于三晋大地与三晋文化环境中的赵树理首先不得不浸染的是三晋气息，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山西度过，始终受到这种地域文化的熏陶、浸染、潜移默化，以至于形成他固执的难以更改的乡土习性。但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求学经历使赵树理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冲击，这种在某些层面上对新文化的体认与三晋文化底蕴的亲和，孕育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赵树理文学现象。本节就赵树理早期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作一梳理。
近代中国社会的破败，阎锡山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加重了山西农民本来贫困的生活，赵家早被贫困所困扰、挤压、驱使。为了能找一个可以混饭吃的出路，不必再为失业发愁，在父亲再次借贷下，1925年夏，赵树理去了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其目标不过是想谋一个微不足道的能够坐稳的小学教员的饭碗。但在新的环境中，新的生活群体中，赵树理这种自认是天经地义的价值判断受到了冲击，而是逐渐转向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确认。在这冲击中，王春对赵树理起了主导作用，他较早接受了《饮冰室文集》、《独秀文存》等类著作中激进的革命理念。赵树理曾多次与王春展开辩论，但每次都输，输了才接近他，于是便慢慢地奉他为自己的启蒙老师，开始读王春给他推荐的《呐喊》、《女神》、《沉沦》、《赵子曰》、《小说月报》、《新青年》、《饮冰室文集》、《独秀文存》等。
在这种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强势话语影响下，在这个主要由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新式学校里，年轻的赵树理跟大多数新式学校的学生一样，很快就成了刚诞生不久的新知识话语的俘虏或虔诚信徒。新的主义与思想纷至沓来，应接不暇，赵树理回忆说“在这一阶段，我的思想虽然解放了些，但旧的体系才垮，新的体系尚未形成，主观上虽然抱着救国救民之愿，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其指导行动者有三个比较固定的概念：（1）教育救国（陶行知信徒）；（2）共产主义革命；（3）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艺术至上）。
并且觉得此三者可以随时选择，互不冲突，只要在一个方面有所建树，都足以安身立命”。由此可见，赵树理不再想继续完成父辈所赋予的谋求一个饭碗的生存目标，此前的三晋乡村文化并未在年轻赵树理的文化心态上构成恒稳不变的色调，他也并不具备作为一个文化主体的文化选择能力和在异质冲撞下面对自我的反省能力。新文化的影响，“赛先生”的认识，使赵树理产生了强烈而模糊的冲动，准备在王春这样同学的影响与指导下尝试选择新的人生理念与新的生活道路。他于是在1926年冬先加入国民党，不久（1927年4月）又转而加入共产党。在1926年驱赶校长姚中用的学生运动中，他不仅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而且是真正的领袖人物之一。
长治师范学校的新文化的接收与自我角色的实践外化，像大多数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一样，使赵树理由农民的个体角色不自觉地向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转变，这也是他对这种角色的文化属性自我体味确认的过程。
从赵树理发表于1934年的小说《到任的第一天》看，欧化的文字句法，细腻的心理刻画，清丽的风景描写，流露出一位出身乡土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留恋与羡慕，在想“把自己打入农民的生活里”的遐思中，赵树理已不自觉地把自己划在了农民这一阶层之外。1935年发表诗歌《耳畔》，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诗中虽然用了第二人称，但所指明显是作者自己。赵树理虽然极想与“锄地挑粪的角色”“同锄同挑”，但“他们”的称谓，已完全把自己划出了农民阶层。
如果说中国传统“知识拥有者”的价值实现主要是在“学而优则仕”，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做“帝王师”的话，五四时期的社会变化，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所依附的政治“体制”中疏离了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三分天下，即庙堂意识的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知识分子、民间意识的知识分子。就思想方面，五四新文化也是多层多面，有其自身的复杂性，而非“民主”、“科学”、民族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等可概括其思想的全面。
“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急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
作为从农民角色刚刚转变过来的赵树理，面对纷繁复杂的五四新文化，阅历年轻的他对其的接受还来不及仔细地理性思考，当他用这种未经整理的思想体系观察眼前的世界时，并不能深刻地理解当前的社会现状，因此赵树理对“五四”新文化的接受仍是纷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