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我”不得不逃离乡村的失败。“我”渐渐对那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对乡人“麻木、愚昧”的历史性预设的批判意识产生深深的不安和怀疑，当瞥见“我”并不能真正进入乡村世界的黑洞时，除了像作品外的鲁迅那样“逃异的，走异路”，举家逃往知识分子汇集的都市以外别无选择，否则魏连殳和范爱农的命运就会悄然惠顾到自己的头上。
鲁迅的这种发现使他感受到现代文化与乡土社会、现代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以及现代中国与乡土中国之间的无关和隔膜。这种发现带来的是历史的悲凉感，“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
倘写下层人物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与无产者并无补助”，民众的启蒙只有“以俟将来”了。因此，鲁迅虽是开了中国文学史上乡土小说的先河，以他独特的艺术方式对乡土中国倾注了极大的情感，但也不得不承认，对乡村沉默的大多数，作为一位逃离乡村的知识分子，他自己只能是一种远距离的精神守望。
农民身份出身的赵树理对底层农民的物质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他才放弃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思想启蒙，而是强调对农民“实”利的重视。赵树理在建国前夕归结自己创作中的中心问题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变革中，是否得到真实的利益”，也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否实际地给中国农民带来好处”，这种为农民“实”利的价值标准使他主动与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亲和，也使他具有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基点。由此可见，赵树理虽继承了鲁迅开创的对农村、农民生活的现代文学表现，但同时呈现出与鲁迅异样的特色。在关注农村的视角上，赵树理对农民“实”利的坚守是现实关注的，而鲁迅对“病态社会”中“农民的精神病苦”的关注则是历史预设的。鲁迅认识到自己无法启蒙闰土、祥林嫂等人后“逃异地，走异路”，逃往知识分子聚集的都市。而赵树理没有这样的自觉，求“实”的价值取向孕育出他对“实”坚守的同时，也使他染上了固执与倔强，不去“逃亡”的赵树理，坚守着农民的“实”利，这种“为农民实利”的价值坚守使赵树理在风吹浪打的政治生涯中始终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1962年大连会议上赵树理对农村中实际情况的反映，变成了在“文革”前夜中国文坛上知识分子最凄美的“天鹅绝唱”。赵树理虽然明白，对“实”利的追求是农民自身摆脱物质贫困的拘束和羁绊，走向新生的核心问题，这种追求带来的斗争将成为革命得以发生的原始土壤，但他却没明白，革命斗争在另一方面又同时在不断地强调非“实”利的思想、意识，在不断地突出心灵的伟大性、道义性、合法性，并一再压抑对物质的欲望，物质“实”利又成了革命须小心面对的禁忌之物。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赵树理仍在“为农民的实利”上下奔波时，迎接他的是一系列的厄运，是由《说说唱唱》上发表《金锁》带来的检讨，降职，是1959年的大批判，最终于1964年被调出了首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