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以至他无论是此后的文艺创作，还是参加社会革命实践活动，都把这种“实”利的追寻当成了自己最高的价值取向。无论是赵树理自觉的“为农民”的文艺大众化努力，用小说对农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反应，用小说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对很少有人问津的地方戏剧的改造，还是为农民现实的生存处境而奋不顾身地对权势说真话等，都展示出的是一位农民式的朴实的知识分子对农民“实”利倔强地歌与悲。这种“为农民实利”的价值标准的坚守使赵树理在风吹浪打的政治生涯中始终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
正是在这种文艺价值观的基础上，赵树理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乡村生活时，很自然地把农民的“实”利问题作为了他文学关注的核心，而长治师范学校所接受的都市知识分子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由于与农民“实”利相距太远而被边缘化。也正由此，在赵树理的笔下我们看到的农民就是现实生活中求“实”利的农民，无论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未觉醒、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老一代农民”，还是发生蜕变的年青一代农民，还是“农村新人的形象”。《小二黑结婚》中刘修德老汉阻碍小二黑与小芹的婚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刘老汉给小二黑收养的童养媳是难民老李带来的一个“便宜”；《李有才板话》中，老秦给老杨“咕咚咕咚”磕头，行中国人认为的最大礼节，称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是因老杨为他重新划回了他赖以生存的土地；《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饱”是在天灾人祸的生活困境中才会无赖式地“撒泼”；《富贵》中的富贵为了吃饱肚子维护生命延续不得不去偷窃。对他们而言，物质问题是他们存在最核心的问题，他们为物质而生，为物质而死，物质代表着他们心中最神圣的部分，物质是他们存在的本体而不是达到另外什么目标的跳板。而诱发农民发生蜕变的直接因素，也恰是这种物质的“实”利。《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当上干部不久就改换了穿戴，割柴、担水、锄地都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当起主任来了；《邪不压正》中的小昌，刚当上农会主席就分了地主刘锡元的房子、土地，和原来地主的狗腿子小旦混在一起，强逼着刚从地主强迫婚姻下挣脱出来的软英嫁给他儿子。而农村中的新人形象，他们从来并没有什么“崇高”的政治觉悟与“远大”的革命理想，在现实贫困的生活境遇中，他们的人生目标也十分简单，也非常务实。小二黑和小芹只是因个人的婚姻自由受到金旺兄弟的现实压迫后才与新政府发生了联系。《传家宝》、《孟祥英翻身记》的新媳妇是在占据了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地位后才在婆婆跟前挺起了腰板。《三里湾》中的灵芝在权衡有翼与玉生后，最终选择了“没文化”但却“创造了好多别人做不出来的成绩”的玉生。就连地主人物，固然具有许多革命语义所规定的许多反革命特征，但赵树理更注意揭示他们身上对“实”利的追逐性，即他们的反革命选择与其说是反革命立场的选择，不如说是对物质“实”利占有、囤积的一种心理性行为的表现。赵树理这种一开始写农民就已经把农民对“实”利的体验倾注到他的笔墨下的价值取向，使赵树理与农民之间没有距离，正是这种状态使赵树理真正能了解乡村世界的价值取向，这是生活在都市的知识分子所无法体验的。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认为，人的生存需求是一个多层次需求所构成的组合体，高层次需求的出现是以低层次需求获得满足后，才能逐步走向尊严、爱情等高层次的需求提升，最终成为一个自我完善的人。
在近现代的中国社会中，农民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的物质问题。在恶劣的生存困境中，他们的生存质量不会很高，精神需求更不会高，他们只有在掌握物质财富、使自身摆脱物质贫困的拘束和羁绊后才能真正走向新生，而这种追求便成为革命得以发生的原始土壤。这种土壤孕育了现代历史中丰富的启蒙和革命话语欲望，“但来源于物质贫困的启蒙和革命话语并未在物质的意义上关注民间的启蒙和革命，民间的启蒙和革命内容在精神和意识形态之外被悬搁了”。
鲁迅是五四一代启蒙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深受晚清一代启蒙大师的直接浸润与影响，他投向乡村的目光与情怀带着极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当他弃医从文投身新文学运动，将自己的视线与笔墨投向乡村时，他把自己对乡村的目光放在乡人思想世界的变化与否上，他抱着“启蒙主义”的理想要“改良这人生”，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于是就有闰土、祥林嫂、单四嫂子、七斤、爱姑、阿Q等一系列“麻木”、“迷信”又“愚昧”的农民角色，但这些农民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启蒙两不相干。在《故乡》中“我”震惊于闰土一声“老爷”的麻木，但结尾却又感悟到“我所谓的希望”与闰土的“偶像崇拜”具有同构性，“知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在《祝福》中，即使“我”真诚地抱着为祥林嫂着想的心情想对其有所帮助时，“我”仍无法做出符合祥林嫂需要的回答，甚至是带去适得其反的结果。面对启蒙的对象，启蒙的结果不是“我”——启蒙者对乡人启蒙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