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沉默者“实”利的坚守
———论赵树理对农民的关注视角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的杰出作家中，赵树理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土生土长”，“有着地道的农民气息”，“从思想气质到生活习惯都彻底农民化了”。这种特殊性使赵树理在关注农村时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作家有了不同的视角，农村呈现出另一种光景。我们暂且放弃一下五四以来政治与艺术逐渐结合而成的“深刻”、“史诗”、“阶级性”等一系列新文学批评标准，而是自觉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从三晋文化的浸染与底层农民的体认来重新审视赵树理的乡村世界，我们可体味出别样的意味。
“三晋”即现在的山西地区，黄土高原东部，西邻黄河，大山环绕，地势相对封闭，多山少水，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如此的地理环境给当地的人民带来的首先是艰难的生存处境。赵树理出生的沁水县尉迟村，是崇山峻岭中的一座小山村，更能体现三晋的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如此的生存困境决定了三晋乡人的生存方式以及生活习性，重实利，重物质，而轻名利，轻精神。
“实”是三晋民性的核心，史籍多有记载，皆言其“敦厚质实”，其一是指为人的诚恳、质朴、厚“实”；其二是指为事方面的务“实”，“实”便成了三晋民性的核心。在这封闭与保守的社会中，农村与外界接触少，商贾交流也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单纯，而生存的困境迫使农民不得不注重实际利益，他们从与土地的联系中得出的经验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不实干无以收获，也无以果腹。对他们来讲，吃饭始终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实实在在的生存温饱问题是最重要的，因此对一切问题的思考都聚集在能摸得着、能看得见的东西上，聚集在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见解上，这使得人们无法把眼光放得远些，只能趋向于眼前的利益。尤其是在乡人的待神方面，他们是“为利而求神，无利便弃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故凡是与自己的生存和日常需要方面密切的，人们往往是有神必拜，以寻求庇护和免灾。出生于如此环境中的赵树理首先不得不受到这种三晋气息的浸染，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山西度过的，以至于形成他固执的难以更改的求“实”的乡土习性。
辛亥革命后，山西仍处于闭塞落后的状态中，几乎隔绝着与外界的交流。阎锡山的专制独裁，近代中国社会的破败，进一步加重了农民本来贫困的生活。赵树理家早已被贫困所困扰、挤压、驱使，又加他求学、祖父母延医治病、病故厚葬，赵家四处告贷。在如此困顿中长大的赵树理首先要解决的是现实生存的实际问题，对“实”利的追求成了他潜意识中不可抹去的追求。为了能找一个可以混饭吃的出路，不必再为失业发愁，在父亲再次借贷下，1925年夏，赵树理去了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其目的不过是想谋一个微不足道的能够端稳的小学教员的饭碗。
在长治师范学校，赵树理受到了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但学潮风波的结果是他再一次地流落到社会的底层，生存的困境长达十年之久。赵树理曾一度化身郎中聊以糊口，后遭两度逮捕，一度进国民党开设的山西自新院，又先后当过几个小学的教员、一位杂牌军“上校参谋”的勤务员、省政府的小录事、河南开封一书铺的学徒，还曾在太原成立的“西北影业公司”的当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演员，直到1936年夏落脚长治乡村师范学校，他糊口的职业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家庭生活中，这期间又经历了女儿夭折，前妻病故，第二次娶亲，父亲为他“被捕”的疏通，赵家是雪上加霜，债台高筑。这种生存的困境一直到1937年赵树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自己的职业政治生涯，他才寻到一种生命归属感和生命安全感，个人的物质的生存困境虽有缓解，但这种经历使这位来自底层、农民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对“实”利有更加深刻的体认。
当赵树理在30年代辗转在省城太原时，面临现实生存境遇的无情逼迫，他最初所从事的文艺创作便更多的是为“稻粱谋”，是为了求生，求“实”利的现实需要便是其文艺创作的主要目的，所以赵树理在从事文艺创作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将文学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和依托，而是直到他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并在这一领域中显示出了才华与能力，被党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发现并赏识，赵树理才开始了他自觉的文学创作。赵树理也曾夫子自道：“有些同志问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的？其实，我原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在旧社会，我做过小学教员，同时又是农民家庭出身，干过农活，对于种地的活路也还熟悉，那时家境不好，常常受高利贷的盘剥，因此我跟贫苦农民的感情上有些沟通，在他们中间有些根子；参加革命后，虽也做过编辑的工作，在这种岗位上，有时候就需要写点什么零星文章；
自从写了《小二黑结婚》后，领导上说，你会写，就写吧！以后我就脱离别的工作干起这一行来了。”
三晋文化中“实”的浸染，底层人生阅历中对“实”的体认，最初文艺创作中为生计的实践，这三者渐形成了赵树理重“实”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