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讨论赵树理的小说风格的形成时一般都是以他1943年发表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为代表作品的，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指出赵树理“是一个新人，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农民艺术家”。郭沫若在评论《李家庄的变迁》时说：“我感觉着这和《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活》一样的可爱，而规模确实是更加宏大了。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
赵树理的艺术
风格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赵树理自己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
据李普的回忆，1934年8月，在赵树理《山西党讯》上连续发表了五篇有关文艺大众化的文章，并大约就在这时立志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农民）写作，宣称自己“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一直没有看到赵树理早期能体现大众化风格的小说创作，批评家多把赵树理的创作风格的成熟和毛泽东的《讲话》联系在一起。随着赵树理早期作品的不断被发现，我们逐渐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进行大众化问题论争而没有产生出真正大众化作品的时候，在偏远的太行山山沟里，赵树理不光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更是在创作中实践了这种主张，并取得可喜的成绩，而这个实绩就是赵树理在1933年创作、1935年发表的《盘龙峪》，由此我们有理由说赵树理小说风格的成熟应是在1934年左右。需要强调的是在此举出《盘龙峪》，并不是要否定1943年《讲话》对赵树理小说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赵树理的创作和《讲话》的深刻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突然崛起和他后期创作过分意识形态化的弊病，以及不断地受批评都和《讲话》密切相关的。举出《盘龙峪》这个事实，是想让我们明显地看到，赵树理小说创作相对于《讲话》有其独立性的一面。他的风格在1934年前后形成，他的部分文学主张虽然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不期契合，虽然在1943年后他的小说创作受到了《讲话》的极大影响，但我想强调的是赵树理小说仍保持有它的独立性的部分。这样的讨论将牵扯出的问题是，赵树理的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单纯是时代性的要求，《盘龙峪》的出现以及赵树理在1934年前后文学观念的形成的这一文学现象，牵涉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发展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自我调整，是针对五四文学的西化偏颇的民族化的一种努力，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型另一路向的可贵尝试。从这个角度说，赵树理的《盘龙峪》在赵树理研究以及现代文学中就显得很重要了。
《盘龙峪》（第一章）最先是被董大中先生发现的，李国涛在《赵树理艺术成熟的标志——读《盘龙峪》（第一章）札记》中认为“这篇小说同《小二黑结婚》等在艺术风格上的一致，是一望而知的”，而且认为这篇小说是赵树理艺术成熟的标志。后来董大中先生在《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中在谈到这一章小说特点时说：
这章在写作上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这章里写到的人物不少，有名有姓的就十六七个，但它没有跳跃，没有突然的“蒙太奇式”的镜头转换。兴旺并不是这章里的主角，但作家是从他去北岩打酒写起的，以后，作家的笔始终跟着他转，线条单纯，脉络清晰；这个人物就跟《三里湾》开头玉梅一样，起着把各个场景连接起来的作用。第二，这章里有人物，有故事。作家写人物，不借助景物和心理，而是纯用白描。或者说，他是在叙事中写人，着墨不多，但形象十分生动。第三，作家所用的语言，是群众口语，然而又不是土话。他把口语提炼为文学语言，既易懂，又具有艺术魅力。人物对话，既口语化，又个性化。如春生说话，像个兄长的样子；和尚说话，爱开玩笑，显得轻佻；小松呢，他话多，一有机会插上一句；兴旺则显出是一个肯帮人的老实人。这几个特点，也正是作家此后多年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要之点。当然，这几点在《盘龙峪》中运用得还不是很熟练。
如果我们再注意到小说中对农村青年拜把子的场景和唱戏风俗的描写，赵树理的《盘龙峪》（第一章）就完全显示出了赵树理此后小说创作中的各种主要特点，因此也就完全可以说赵树理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在1934年左右了。
《盘龙峪》（第一章）表现的是盘龙峪联合村中西坪上村的十二个农村青年拜把子的场景。小说除了我们在前面分析赵树理小说的那些民族特色外，我觉得这篇小说还体现着赵树理深层的文学理想，是他在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自由自在后，感受到农村文化的自由自在后，感受到传统文学中的自在精神后，要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种自由自在的人生和文学理想。就是郭沫若说的“处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自由的开展”，不仅是小说中的人物处在自由的环境里，更主要是作者的创作要“自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