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章回体小说，再加成熟的短篇小说和拟话本小说的发展，使中国古典小说步步登上文学巅峰。今天，在人们生活方式大变，新小说铺天盖地时，仍有大批读者钟情着中国古典小说，迷恋于书刊、广播、电视。赵树理曾说：“我觉得‘故事’、‘评书’、‘小说’三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用评书形式写成的《水浒传》，一向被称为‘小说’，读了《水浒传》的人向没有读过的叙述起这书的内容来，就又变成了‘说故事’。我写的东西，一向虽被列在小说里，但在我写的时候却有个想叫农村读者当作故事说的意图。”
而对古典小说艺术传统的现代转化在百年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却是一个缺少创作实绩的问题，因此赵树理小说中这种对艺术传统的现代转化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赵树理的艺术贡献仅仅定位在文学的大众化上。
在赵树理努力借鉴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创造大众化作品却不断受到批评时，能够代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应是柳青的《创业史》，小说第一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早春的清晨，汤河上的庄稼人还没睡醒以前，因为终南山里普遍开始解冻，可以听见汤河涨水的呜呜声。在河的两岸，在下堡村、黄堡镇和北原边上的马家堡、葛家堡，在苍苍茫茫的稻地野滩的草棚院里，雄鸡的啼声互相呼应着。在大平原的道路上听起来，河水声和鸡啼声是那么幽雅，更加渲染出这黎明前的宁静。
空气是这样的清香，使人胸脯里感到分外凉爽、舒畅。
繁星一批接着一批，从浮着云片的蓝天上消失了，独独留下农历正月底残余的下弦月。在太阳从黄堡镇那边的东原上升起来以前，东方首先发出了鱼肚白。接着，霞光辉映着朵朵的云片，辉映着终南山还没消雪的奇形怪状的巅峰。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在刚锄过草的麦苗上，在稻地里复种的青稞绿叶上，在河边、路旁和渠岸刚刚发着嫩芽尖的春草上，露珠摇摇欲坠地闪着光了。
梁三老汉是下堡乡少数几个享受这晨光的老人之一。他在亮天以前，沿着从黄堡通县城的公路，拾来满满一筐子牲口粪。他回来把粪倒在街门外土场里的粪堆上，女儿秀兰才离开暖和的被窝，胳膊上挂着书兜，一边走着，一边整理着头发夹子，从街门里出来，走过土场，向汤河边去了。
老婆也是刚起来，在残缺的柴堆跟前扯柴，准备做早饭。
柳青用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欧化书面语言，描绘渭河平原清晨的风景，首先是“呜呜声”的汤河涨，“苍苍茫茫”的稻地野滩的草棚院，“幽雅”鸡啼声，“清香”的空气，“从浮着云片的蓝天上消失”的繁星，“正月底残余”的下弦月，接着，“霞光辉映”着朵朵的云片，“辉映”着终南山还没消雪的“奇形怪状”的巅峰，“刚刚发着嫩芽尖”的春草，“露珠摇摇欲坠地闪着光了”。小说在这样的景色描写后引出小说的主人公，而且告诉读者正在享受着这“黎明前的宁静”的是一个满口陕南方言的老农民梁三老汉。这使小说的叙述语言和人物性格、人物语言出现了明显的分裂，使得读者要在两套语言系统转换中才能适应小说的叙述。而这种语言正是赵树理说的“中国就有两套文艺，一套为知识分子所享受，另一套为人民大众所享受”的杂糅，是书面化的叙述语言和口语化的人物语言的努力糅合，也是“知识分子”的审美价值和“人民大众”审美价值的努力杂糅。
这不禁让我们怀疑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主题在半个世纪后是否是“平民”的文学。贺桂梅认为：“文学现代化的主体或者说‘谁’的现代是一个关键问题。”
赵树理认为五四以后形成的“文坛”只是一个“狭小得可怜”的“圈子”，“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习写这样的东西的人，等到学的人也登上了文坛，他写的东西事实上又只是给另外一些新人看，让他们也学会这一套，爬上文坛去。这只不过是在极少的人中间转来转去，从文坛到文坛罢了”。由此他才立志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写些小本子加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而赵树理的这种理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并没能实现，文学的现代还是没能变成了大众的现代文学。当然实际的情况是，一些作家也在努力改变欧化的风格，探索着创造小说的民族形式，但这种转变实在不容易。“写惯了颠颠倒倒，无头无脑的小说的人忽然要从头述起，写惯了‘有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寡妇’，却忽然只要他写成：‘有一个寡妇，她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呵！”“语言，假如采取中国形式，而又不愿用旧小说上的宋人语言，或陈腐滥调，则不能不采取真真的老百姓语言，这语言不是硬凑，或者全搬来一些歇后语，语之要有身份，个性，这又必需要有长期的深入的生活”，因而“要产生的确继承了中国民间形式的优美，而又有创造，完全使用新的语言，从老百姓那里提炼出来的语言的作品便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了”。
“而且中国小说的好处，常常是能集合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