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到的是“一条绳子”的作用”。赵树理又说“这种办法，我没有多见别人用过”。我想这是说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少有人用，是说在他同时代的、周围的作家作品中很少看到，但这种手法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要回溯到五四新文学之前的古典小说，就可看到大量的流行说书、章回小说的结构就用的是这种手法，如《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在这些小说中，整个故事都有某种贯穿全书结构的线索，但这种线索只起到结构小说的作用，而不是小说主要表现的对象，小说的主要内容是结在这个线索上的无数的小故事，把这些小故事单独列出也是一个完整的有中心的故事，而合起来时又是在更宽广的层面表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赵树理虽然说是“偷偷用了一下算了”，但实际上在他的好多小说中都有这样的一种“讲故事”的结构方法。中国古典小说，从“变文”、“讲唱”到“说话”，始终保持着和发展着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传统，这种传统也培养了大众的审美趣味。赵树理借鉴这种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创作出的新作品自是合乎农民的口味，合乎农民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习惯而受到大众的喜爱。
最后我们再从民俗描写的角度看看赵树理小说的民族特色。每个个体的人都是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而在这各种社会关系中，人的行动选择和心理感受都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因此要对处于某一地域的民众精神和生活面貌作真实深刻的反映，其民风民俗的描写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实主义文学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但文学最终是要落实到人物性格上的，而赵树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同时也重视讲故事，重视民俗表现，而不是厚此薄彼。不同于同时期的周立波、丁玲等作家，赵树理不是为大众化而写民俗，而认为民俗本身就是生活，本身就是文学要表现的对象。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这样的民俗中，人物的生活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风俗，因此小说中的许多民俗描写，是与他反映生活、创造形象紧密相连的，同时又不单是为表现人物形象，而是有它自身的独立性的。
例如在《小二黑结婚》中，如果没有阴阳八针、黄道黑道、摆香案、头顶红布扮仙姑等，就无法塑造二诸葛和三仙姑。但更重要的是刘家峧农民的思想状况就是在这些东西的影响下形成的，小说反映出来的变化不只是二诸葛、三仙姑这样的人发生变化了，而是这两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农村风俗在发生变化。在《李有才板话》中，没有“老”字辈、“小”字辈称号的介绍就不能那么深刻和生动地表现老槐树底下的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来；没有端着碗出来吃饭的描写，没有“有才窑里的晚会”人们聚在一起“扯到哪里算到哪里”的闲谈等这些风俗的描写，也就无法真正展示小说中的社会变迁。民俗的变化，体现出的不是单个人物的变化，而是深层的社会发展变化。相比较赵树理小说，我们在柳青《创业史》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梁生宝在党——外来力量的指导下给农村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中更突出的是外在力量；而在赵树理小说中，农村变化也受到了外来力量的影响干涉，但突出的是农村内在自身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就是风俗的变化。因此，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赵树理对党的力量直接介入农村的描写，他总是把这种力量放在背景上，是对农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不是直接地介入干预。这种影响改变着农村的民风民俗，在民风民俗的变化中，我们才能感觉到农村深层的、根本的变化。对农村的民俗民风的关注，让我们看到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更多是群体形象，是融入集体中的人物，小二黑、小芹与金旺兴旺的斗争过程并不只是赵树理关注的唯一问题，他关心的是在这一事件中卷进去的好多人，以及这一事件给他们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变化，带来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变化。我想三仙姑的撤去香案和二诸葛的不再卖弄阴阳八卦，才是真正深层的对农村青年男女恋爱的一种肯定，当然能不能完全撤去还是难说。沈从文说自己写小说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张爱玲写小说时注重“沉稳的人生”的感受。我想这种“常”和“沉稳”的东西就是类似于这种风俗的东西，赵树理对农民日常习俗的重视也是有他们二人这种体验吧。赵树理对这一层面的表现我想也是同时代别的多数作家难以企及的。
如何认识赵树理文学创作中的这些特色，涉及对传统小说资源现代转化的重新确认。在新文学已有近百年发展历史的今天来讲，最受广大读者喜欢的小说作品可能仍要推世代流传、历久不衰的中国古典小说，当然现代小说在青年读者中也占有很大市场。中国古典小说起初并不入流，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也许正因为其“出于稗官，街谈巷语”，才如此通俗易懂，脍炙人口，魅力无穷，才这般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与欢迎。最初的小说并不讲究讲故事的形式，宋元话本以后，长篇小说为吸引读者和听众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