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东西，在技术上我们也赶不上旧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在技术上、内容上努力超过旧的。……过去农村中，唱戏唱新的，但是不久就又唱旧的了——因为新的太简单、太容易，唱几回就腻了。我们要重视这些东西，要细心研究。为什么许多人愿意花钱去看去听呢？这其中是有道理的。
1934年的时候，赵树理就明确意识到了新文学远离大众的问题，因此1934年后他的创作和思考主要都是集中在对所谓的“旧”的、传统文学艺术的吸收一方面，这样他的创作相对于五四以来西化的小说在艺术上确是给人一种“新”颖的感觉。但赵树理的小说如果单是如此，赵树理的小说在艺术上也只是旧小说而已，并没有“新”可言。赵树理小说的这种“新”的艺术感觉更应来自赵树理对小说传统的现代转化，既是面目熟悉的、亲切的，又感觉不是陈旧、迂腐的。正因为是有民族传统在里面，赵树理的小说在广大的农村大众中受到热烈欢迎，而其中的自觉革新又让文艺评论家感到一种真正的“新”颖，“他对中国以说唱文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表现手段进行了扬弃与改造，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既使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读者乐意接受，又能够反映现代生活，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与心理”。
在20世纪50年代，文学潮流由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追求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追求，转向塑造无产阶级的典型形象时，赵树理表示了不理解，他反复表示：“有些人以为中国传统只是在普及方面有用，想要提高就得加上点洋味，我以为那是从外来艺术环境中养成的一种门户之见。即使文化普及之后，也不应该辛辛苦苦去消灭我们这并不低级的传统。”
从50年代到“文革”，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向人们阐发自己的这种道理，别人得奖也好，上级干预也罢，他都不改初衷，与其说这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一种“偏执”喜好，不如说，从30年代后期到“十七年”，在五四现代小说的趋势面前，赵树理始终在持守自己在1934年确定的艺术追求。那赵树理对中国小说传统的承续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最显著的，也是在各家的批评中都会谈到的，是赵树理作品的语言。
郭沫若在评论《李家庄的变迁》艺术独特性时，认为“最成功的是语言”。
他详细地评述赵树理的小说语言，“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话，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然而文法却是谨严的，不象旧式的通俗文学，不成章节，而且不容易断句”。强调了赵树理小说语言与欧化体白话、章回体语言的不同。
周扬也指出赵树理的小说“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突出了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和小说叙事语言的统一，触及五四以来新文学中常见的言文不一致、语言分裂现象。赵树理自己也说：
“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
“向他们（按：农民）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
“中国就有两套文艺，一套为知识分子所享受，另一套为人民大众所享受。”
与同时期解放区的作家在表现农村世界时所用语言不同，他不是用两套语言，把小说中的描写话语与人物话语分裂开来，让人物与社会背景对立起来来凸显人物的个性，赵树理是让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为农民所享用，也让描写话语适合农民的口味。通过克服人物语言和书面叙述语言的分裂，赵树理创造了一种适合广大民众需要的普泛性语言，使得那些原本可能很难或根本无法交谈的农民，通过文学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古典小说中也存在着这两套语言，有古文言小说和古白话小说，或为普通大众或为上层文人所享用，而那些在近现代广为流传的古典小说则多是白话小说，是老少皆易听懂的，也是大众及读书人共同喜欢的，这种小说语言更多是承续了宋元话本中说书人的语言。
赵树理小说语言的这些特点正是对古典白话小说语言借鉴的结果。
为了让小说能够“为人民大众所享受”，赵树理站在农民读者的角度上，在把小说中那些不适合大众口味的描写语言删掉后，小说便直接从故事开始了，直接说明时间、地点、人物，开始情节。与“通常所见小说”是“把叙事故事融化在描写情境中”不同，赵树理是“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这就要涉及赵树理小说对中国小说传统资源继承的第二个方面：小说的描写。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引起巨大反响时，也很快有人对赵树理小说艺术提出了质疑。杰克?贝尔登认为赵树理的小说：“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