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赵树理同处20世纪40年代、并在文坛产生极大影响的孙犁，在1979年一篇纪念性的文章中描述赵树理的出现时说：“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但是，歌手的时代，有时要成为过去。”随着全国解放，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孙犁的评论突出了赵树理文艺存在的“时代性”，认为赵树理文学的出现仅仅是战争的需要，时代的需要，过了这样的时代，赵树理的作品就要失去它的价值。孙犁的这种看法代表着40年代至今许多批评家对赵树理的看法。我们的确看到赵树理在40年代的突然崛起，有着时代和政治对赵树理这样作家需要的原因，以及解放区文艺理论工作者对赵树理出现的运作，以及对赵树理作品的有目的地解读。但若仔细考究赵树理创作的实际情况，在《讲话》之前就创作了奠定赵树理在文坛艺术地位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1934年左右就确定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不上文坛，要上文摊”并创作出有明显大众化风格的《盘龙峪》，以及在1947年赵树理被定位为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方向”性作家后仍不断受到批评等这些历史情况，可以说赵树理的文艺创作并不是孙犁等批评家用“时代性”可以来概括的。
在深入探究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时可以看到，除了显要地批判旧文学和借鉴吸收西方现代性文学外，新文学的发生还包含有另一重要方面，即对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化。这一脉络的新文学要实现“文学大众化”，“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目标。这方面的追求是要新文学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殊媒介。从这个角度看，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30年代初的文学大众化论争，30至40年代之交的“民族形式”论争等，构成了现代文学实现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一条文学发展脉络，然而这一理想在赵树理出现之前却始终没能实现。赵树理小说的出现，带来了小说艺术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使小说从五四以来在广大的中国农村首次被培活了。而深层来说，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是审美的民族化，是在接受五四新文化影响下的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现代转化。
赵树理的作品传到国统区，在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郭沫若做《〈板话〉及其他》、《读了〈李家庄的变迁〉》，茅盾做《关于〈李有才板话〉》、《论赵树理的小说》，都不同于解放区对赵树理的高度评价首先是在强调“写什么”，强调作品的政治功利性，国统区作家主要赞誉的是赵树理小说在艺术形式上令人感到的“新”颖。郭沫若在《〈板话〉及其他》连用五个新字来表达他的喜悦感，“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在《读了〈李家庄的变迁〉》中说：“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这样的大树子在自由的天地里面，一定会更加长大，更加添多，再隔些年辰会成为参天拔地的大树林子的。”茅盾明确地指出：“《李有才板话》是一部新形式的小说（这是和章回体的《吕梁英雄传》不同的。”
《李有才板话》在艺术上的成功“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而《李家庄的变迁》“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前文有详细论述，不再赘述。
这种“新”颖的艺术感觉应是相对五四新文学而言。五四新文学的初衷是要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化，但它发生的重要诱因是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因此，五四时期产生的小说首先是对传统古典小说艺术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方小说艺术的模仿，所借鉴的是欧化的语言、横截面的小说结构、人物的心理描写等等。但是这种受外来思潮影响的小说并没培育出广阔的接受群体，新小说主要是在提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少数人圈中、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想的青年读者群体中传播，远没有在广大的市民和农民大众中培活，而在广大市民和农民中，旧小说，或是延续传统审美趣向的章回体式小说（包括一部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仍是大众喜欢的对象。在1949年10月15日《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赵树理说我常到天桥一带去，看见许多小戏园子里，人都满满的，可是表演的却不是我们文艺界的东西。我们号称为人民文艺工作者，很惭愧，因为人民并未接受我们的东西。广大的群众愿意花钱甚至站着去听那些旧东西，可见它是能吸引住人的。……这些题材，基本上都是歌颂封建体系的，拿这些很为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却灌输给群众许多封建性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拿农村来说：已经作过十多年的旧戏曲改革运动，但只要识字的人，就仍存有旧戏本、唱本，由此来看，它远超过我们的新文艺或改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