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这些小故事是若即若离的，甚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事实是这些小故事和细节构成了小说血肉部分，而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赵树理小说中的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反映着当地的风土人情，而这种风土人情才是最能体现出赵树理小说“原野”气息的东西。正如此，我们在赵树理这个并不长的小说中看到了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追求，看到了对传统婚恋观念的反抗，更看到了青年男女对个体自由的追求，看到了对老一代农民的迷信思想的善意的批判，也有对其懦弱性格的批判，对不合理婚姻压抑人性的表现，更有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有严重不纯”的揭露，还有新政权给人们生活观念带来的变化等。
从这个角度看，赵树理的小说就有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农村的生活气息就体现在他作品中这种无意识逸出的、体现着风土人情的碎碎的细节中和大大小小的故事中。也正是这种气息，把赵树理和其他作家区别了开来，这一点是那些不熟悉农村生活的作家难以做到的。这种细节和小故事在《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中也都有精细的表现，而在《三里湾》中有些细节的展开甚至是整章的，琐碎的，他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就是真实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大波大浪，也没有英雄人物，在这样的生活中有的是普通的人物，而不是革命英雄人物。“《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适当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
赵树理小说中大量的小故事和农村生活细节的描写，在展示农村生活的丰富复杂性时，也必然使作品与政治的联系显得松散而多向。尽管我们承认赵树理小说的政治性内涵，却无法用单一的价值标准将赵树理小说中这一类大量的细节和不断出现的小故事条分缕析地归入某一个明确的政治或政策的范畴。《李有才板话》开头交代：“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瓦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接下来的描写更像是记流水账：“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在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的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霉了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户，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这样的地貌和居住环境描写，打破了严整的阶级阵线，至少呈现出的是一种犬牙交错、构不成“阵”的局面。又比如刘家峧三仙姑的“米烂了”和二诸葛“不宜栽种”的故事（《小二黑结婚》）；小飞娥的罗汉钱故事（《登记》）；小俊妈“能不够”对付婆家的办法——“一哭二饿三上吊”的故事（《三里湾》）；争先农业社社员“小腿疼”、“吃不饱”绰号的来历（《“锻炼锻炼”》），这些一段一段的乡村故事，全都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张家长，李家短”。换句话说，在赵树理小说中，只有那些适合做基层社会谈资，够得上世俗生活中少不了的飞短流长，才能入小说家法眼，变成描写对象。作家在用这样的“家长里短”的方式表现农村的“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时，就让社会政治内容分解为细碎的日常生活情节，与庸常琐碎的现实更为贴切，也就容易让广大农民接受信服了。在这种“家长里短”中，包含的是朴素的村人的道德标准，因此，小说中的人物无论积极投身抗战也好，热情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也罢，最后并不是由于他们明白了多么高深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是现实生活中他们看到正派善良的好人都站在这一边，道德和舆论同情也在这一边。
我们再来细读《李有才板话》。这篇小说的中心人物应该是“板人”李有才，这无论是从小说的标题，还是从小说开始第一节“书名的来历”中的交代都可以看出来。小说写道：“作诗的人，叫‘诗人’；说作诗的话，叫‘诗话’。李有才做出来的歌，不是‘诗’，明明叫做‘快板’，因此不能算‘诗人’，只能算‘板人’。这本小说既然是说他做快板的话，所以叫做《李有才板话》。”仔细阅读全文，却发现赵树理并没有紧紧围绕李有才的形象塑造来展开小说，而是写着写着跑到许多别的人物身上去了。而赵树理自己也曾说李有才是小说结构的一根绳子，而不是小说的主人公。（这点见前文《关于〈邪不压正〉》的引文）《李有才板话》总共有十小节，分别是：一、书名的来历；二、有才窑里的晚会；三、打虎；四、丈地；五、可怕的“模范村”；六、小元的变化；七、恒元广聚把戏露底；八、“老”、“小”字辈准备翻身；九、斗争大胜利；十、“板人”做总结。在这十节内容中，真正集中笔墨写李有才的地方并不多，第一节是用笔墨写李有才最多的一节，显示出李有才是一位幽默风趣又有洞察力的农村能人，李有才的形象已经比较完整。到第二节中，主要介绍李有才居住的状况，以及他对戏剧的喜好，但这节的重心好像并不在李有才，而是通过给外村来的小福表兄介绍李有才的“板话”描绘出了阎家山村中的权力关系。第三节完全是在描写村人对恶霸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