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地来回穿梭，当村民的力量壮大时，他也忏悔求饶悔过，一旦李如珍等卷土重来时，他又固态萌生，成了狗腿子。因此人们同样对他充满了仇恨，但与李如珍等不同，他并没有杀过村民，因此他最后的结局是大家只是让他赔了大家的损失，留他悔过。同样人们对他的态度，也不是从阶级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从所干坏事的程度轻重来对待的。这样的人物在赵树理后来的小说《灵泉洞》中又有表现，也有不同。《灵泉洞》中写道：“一听说杂毛狼又出了世，小胖他娘打了个寒颤。她说：‘娘呀！又该人家吃人了！’”杂毛狼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更没有李如珍那种大户人家的背景，他只是依附于有钱人的地痞流氓，却因平日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最让老百姓担惊受怕。侵略者在乡村招募汉奸，别人不干，但杂毛狼素来“有奶便是娘”，全无道德廉耻，自然成了“积极分子”，“依靠力量”，也就更加耀武扬威。“战争造成生灵涂炭，但对小胖娘这样的普通农民来说，它的罪恶更在于侵略者摧毁了生活赖以维系的一套道德法则，黑白颠倒，老实善良的人要是落入‘杂毛狼’这一类人手里，后果自然不堪设想。小说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描写是在忠奸善恶之间进行的，从而合情入理地揭示中国农民投身抗战的文化原因。”
在这里，革命的、阶级的斗争观念隐退，而传统道德观念去伪存真，作为民族精神象征，构成了赵树理小说的底蕴。
另外，《李家庄的变迁》中有大量的细节铺衍，这使一些批评者感觉小说显得杂乱无章，混沌不清，甚至有点文不对题。赵树理笔下的细节，仿佛信笔所至，像乡村的日子，一事一事又一事，由作者细细道来，密密麻麻织成一片。这些细节淹没了故事的经纬，冲淡了传统的套路。但细节的铺衍，结构的散漫，中心人物的不突出等，实则是作者的匠心独运，在散漫的叙事中展现出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结构方式，不以某个人物为中心，也不以某一矛盾事件为中心，而是以更为庞杂的空间或群体作为表现对象，即题目所标示的“李家庄的变迁”。也就是说，小说所表现的主体是“李家庄”这个社会空间或群体，而不是张铁锁或小常。现代小说家惯常采用的小说结构方式是以一个家族或一个主人公来表现社会变迁，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等，我们在此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每一阶段的社会变迁不可能用一套社会理论来完全概括，每一阶段的社会变迁会在文学中留下历史烙印，这些烙印在文学中往往包含着比某一叙事理论本身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历史上许许多多问题在文学中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它们往往在文学叙事中变成了讲不清楚的东西，而对这样问题的叙事反比那些明朗的某一理论指导下的叙事更为重要，需要更为仔细地观察。赵树理小说中这种“散漫”的、不能被某种理论或某种叙事理论所规范的叙事，或是说从这种规范叙事中溢出的大量细节，反显出了当时社会复杂性，显出了赵树理小说的丰满性。
《李家庄的变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散漫”，不断受到批评，《三里湾》写成后赵树理又做了自我批评，对照革命现实主义的标准，将自己作品不符合的地方归纳为“三个缺点”：（1）重事轻人。人物描写不集中，更谈不上典型。（2）旧的多新的少。“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得浅”。（3）有多少写多少。对应该写，但“脑子里还没有的人和事就省略了”，比如“富农在农村中坏作用，因为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之类”。
而且这些“缺点”，在他后来的作品，像社会上影响较大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中也没多少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