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充满无限生机。同样在《李有才板话》中李有才窑洞里大家的畅谈、老槐树下的聚会等，都显示了农村生活中的自由自在的状态。应该说是在农村自由自在的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里促生出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精神的自由自在，这种精神状态使赵树理小说产生出了这种“山野”的“气息”，这种充满生气、生机的气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赵树理自觉地对中国小说传统自由的现代转化。赵树理的小说在艺术来讲，并不是对五四新小说艺术的延续。中国小说从晚清到五四实现了一种现代小说的走向，这种新的现代小说观念在破除五四前小说观念束缚的同时，已为自己限定了一个新的框框，限制了人们以一种超越这种限制的眼光去看待小说创作，“还自以为这个框框里的自由是无限的”。赵树理的小说是对五四小说路向的自觉纠偏，是另一路向的现代小说，而这种意识让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越出了五四现代小说框框的束缚，在对中国小说传统的接续中达到了一种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
同为作家，心有灵犀，再加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员主将，郭沫若比一般人更敏锐地发现了赵树理这位“文摊”作家对新文学的意义。赵树理没有五四以来的文艺作家的毛病，他不屑于混迹“文坛”，扎在“长袍马褂”的文人堆里讨生活，也不屑于“装腔作势”，好像不穿在理论和知识的“长袍马褂”里面“就有点难乎为情”。“赵树理没有被五四那种重视启蒙现代‘知识’的文学路向所禁锢，没有被建立在此基础上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所束缚，而是对自己认可的乡土自足文化的自信使他以自己顽强的个性开辟他生活期间的‘自由的环境’，也使创作也‘得到了自由的开展’。”
更重要的是，赵树理的“文学观本身就是新颖的”，他的小说创作是“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自觉地从现代文学中摆脱出来”后自由自在的创作。
当然，把赵树理小说归结于一种纯粹的、未受政治“污染”的写作姿态，同把赵树理的小说归结为政治运作的结果一样，都是难以自圆其说。
周扬等人的评论的确是抓住了赵树理小说的一些独特性，如赵树理对农村社会变革的表现，赵树理小说“新颖独创的大众化风格”，对新人的塑造，语言的口语化等，进而论定赵树理小说创作和毛泽东《讲话》的关系等。
这些方面也的确是赵树理追求的，在“老百姓喜欢看”的同时还要在“政治上起作用”。但问题是这些论述更多是预先从政治功利的角度出发的，是从赵树理小说在现实中发挥教育意义的角度出发的。当文学批评中艺术审美追求和现实功利性追求相远离甚至冲突时，文学现实功利性的强调便可能遮蔽甚至否定艺术的审美追求而占据主要地位或独一地位。郭沫若的批评却首先是从艺术审美感受的角度看到了赵树理小说的独特性、新颖性。
郭沫若的这种感觉同样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非常出名的作家孙犁身上出现，孙犁在《谈赵树理》中说“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敌后的著名抗日根据地，在炮火烽烟中，绽放了一枝奇异的花，就是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而进京后的不适应新环境的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两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从一样的角度看到了一样的特点，不能不让我们认为赵树理小说在除周扬为代表的对赵树理的评价的特点外，还应有一种一直没有被赵树理研究者重视的另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