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的《讲话》中得到了认可。《讲话》本身就是对延安知识分子思想生活偏离社会现实的一种纠偏，赵树理感觉是毛主席“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他坚定地追求自己的“为农民”的艺术创作。《讲话》对赵树理创作的另一影响是创作中政治功利意识的增强。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不光只有批判意识，也应有建设意识。在五四那样的一个时代，更需要的是像鲁迅一样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唯有如此才可破毁旧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束缚。但在破毁之后面临的却是社会秩序的重建，而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更多需要的是重建意识，因此我们看到的赵树理小说世界中更多这种建设意识，更多关注的是要面向将来的现实农村生活，是正在变化的农村。赵树理也说自己的创作要“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说自己的小说是要“劝人”，因此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功利色彩。这种功利意识本无可厚非，鲁迅也相信辛克莱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认可文艺的功利性，只是鲁迅又接着说“而一切宣传并非全是文艺”，批评20世纪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过分的政治功利倾向。我们不能因为赵树理受了毛泽东《讲话》的影响来认定赵树理小说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品，恰恰这点说明了赵树理具有强烈的现代知识分子意识，除非要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现代意义。作为这样一位知识分子，赵树理在谈到他的运笔时说：“19世纪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与当时的社会是对立的，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地刻绘，但我们今天不同，我们的作家要对向上的、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咱的江山，咱的社稷’，遇上了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许打积极改进的主意，不许乱踢摊子！”
这种功利意识的得来原因，是他坚信革命最终会给大众带来新的生活，他用大团圆的小说结局来表达他的这种历史意识。但是赵树理表现的这种功利意识对农村来讲，并不是完全外在的，不是全新的，不是强制式介入的，而是最后被农村接受内化的意识。《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小芹恋爱方式本身就是符合人性的体现，《李有才板话》中农民与阎恒元之间的斗争也是利益冲突使然，《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是以个人经验完全自发地懂得了“革命”的必要性，他们只是不明白“革命”的方式。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看见的是，外来的“革命”方式，最终引发了农村内部“革命”的产生，因此“革命”是来自农村内部本身的，而不是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史》等小说中所表现的那样，是由外在的现代思想——党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赵树理小说的功利性突出的仍是农村的本位，突出的是农民的自身现代化，而不是党的本位。同样，赵树理表现农村社会的变化，更多的是在表现已经被摧毁了的农村秩序的修复，是要重建一个“合情合理的世界”，而这个理想正是广大农民所渴望和所理解的，这个理想也是农村“革命”意识得以产生的基础。由于这种“革命”意识并非全然来自农村外界，赵树理写的共产党组织进入农村在打碎旧世界后建立的新世界仍是农民心目中的新世界，是《小二黑结婚》中县区委对金旺兴旺恶霸的判刑，匡扶正义；是《李有才板话》中坏村干部的下台，“老”、“小”字辈翻身；是《李家庄的变迁》中最后建立了铁锁心目中“像个世界”的李家庄，是《变了》、《孟祥英翻身记》、《传家宝》中的新的婆媳关系，是《登记》中的新的婚姻观念，是《套不住的手》中的劳动精神等。这个世界是大众心目中的世界，有秩序的世界，并不是完全新颖的世界。也正是从农村的现代化为主体来表现外来现代“革命”思想，赵树理在1962年大连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说：“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写法有些想法。《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
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他甚至肯定那些在当时能顶抗中央政策“五风”的干部，他们“让群众真看到实效的，对集体还是关心的”，“这些人他没有脱离群众”，而创作可以“很微妙地来写”这种人物。
赵树理的这种对小说政治作用的理解，自然是跟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不合拍，而不断受到批评了。中国社会的现代“革命”到底是“谁”的革命，中国文学的现代“革命”到底是“谁”的革命，赵树理身上体现出如此这样的“农民意识”，让我们对近现代社会革命的主体要进行重新地思考。
因此，放宽文学视野，把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赵树理的小说，放在中国小说百年左右的现代转化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并非只是五四新小说一家，赵树理对二三十年代以来“五四”现代小说形式的偏离和对中国小说传统的接续，对五四“人的文学”精神的继承，不仅不是背离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