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一种背景。陈思和先生在评论赵树理小说时说：“他的小说从来不围绕一两个英雄人物转，而是长卷似地平铺展示群体的农民故事，逼真地写出日常生活细节的过程，仿佛是听一个民间说书人在乡场上讲村里的故事，讲得圆熟、琐碎，说到哪个人物，哪个人物就成为故事的中心，细细节节的过程很真实地被描述出来。”
这种特点在中国小说传统中，从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到清末民初的社会小说，倒似乎是一脉相承的。
赵树理小说对传统小说艺术的继承在中国小说现代发展中又有什么意义呢？这要回到对传统小说特点的重新认识。1917年，胡适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中批评《孽海花》为“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之体（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十年后，曾朴出版修改本《孽海花》辩护说：“他说我的结构和《儒林外史》等一样，这句话，我却不敢承认，只为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
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
这种“珠花式结构类型”正是传统中国小说的结构，其历史久远。20世纪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与说书传统密不可分，作家往往拟想直接面对的就是说书场中的听众，因而要借强烈的情节性来吸引读者，在结构类型上就必然倾向于波澜起伏，前后照应的结构，而不是“可以随便进止”。至于在具体展开过程中，这种珠花结构又千差万别。晚清小说多数仍以传统的珠花式结构为主，而对外来的单一情节结构，一人一事为主的结构不以为然。“且西人小说所言者举一人一事，而吾国小说所言者率数人数事，此吾国小说界之足以自豪者也。”
《孽海花》试图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这就使得作者很难再满足于“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这么一种常见的结构模式，因为任何一个贯串始终的主人公都无法担当表现整个历史事变的重任。
《海上花列传》在艺术结构上的探索，韩邦庆称为“藏闪之法”，是作者的刻意追求。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认为其结构不同于《儒林外史》，“作者大概先有一个全局在脑中，所以能从容布置，把几个小故事都折叠在一块，东穿一段，西插一段，或藏或露，指挥自如。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结构的方面，《海上花》远胜于《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只是一串短篇故事，没有什么组织；《海上花》也只是一串短篇故事，却有一个综合的组织。”
胡适并把这种结构的渊源追溯到《史记》的“和传”体例，让“看惯了西洋那种格局单一的小说的人，也许要嫌这种折叠式的格局有点牵强，有点不自然。反过来说，看惯了《官场现形记》和《九尾龟》那一类毫无格局的小说的人，也许能赏识《海上花》是一部很有组织的书。”胡适是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自是对传统小说无甚高评价，但既如此他也部分地承认传统小说结构布局的意义。
《海上花列传?例言》另言，“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
一日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日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这种对叙事艺术的严格追求，让胡适甚是佩服，认为《海上花列传》是“一个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完成的作品。张爱玲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也为这部小说第二次出现的时间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氵朝时期而叹息，因为这样结构的小说让“认真爱好文艺的人拿它跟西方名著一比，南辕北辙，《海上花》把传统发展到极端，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更散漫，更简略，只有个姓名的人物更多”。
米列娜在《晚清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研究》中说：“中国小说的情节远没有人们相信的那么飘忽不定，毫无规则；像在西方小说中一样，中国小说情节从属于某些使小说具有统一性的组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