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远离上海的山西，赵树理也在30年代开始这种通俗大众化文艺创作的探索，当他的《小二黑结婚》发表时，也有些批评家认为就是“海派小说”，是旧小说。
赵树理小说对五四前传统小说艺术的自觉借鉴在他的创作中随处可见。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明显是受到宋人拟话本、明清白话小说的影响。为了能让大众听得明白有趣，能和大众进行交流，必须依照大众语言来讲述故事。
赵树理小说在叙事上强调故事性，故事的完整性，在结构上强调布局，大故事套小故事，小故事合成大故事，在趣味上也强调娱乐性，要“老百姓喜欢看”。
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评价赵树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时说：“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有很大的企图。和作者的企图相比，这篇作品还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完成的程度，还不及《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在他们各自范围之内所完成的那样成功。他们似乎更完整，更精炼。”在评价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时，周扬也有这样的批评：“在他作品中所展开的农民内部或他们内心中的矛盾就都不是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作品中许多情节都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的机会，而故事就匆忙地结束了。这样，就影响了主题的鲜明性和尖锐性，影响了结构的完整和集中。”
邵荃麟、葛琴在评论文章《李家庄的变迁》中也说这部小说：“第十章以后，因为故事复杂了，就不容易处理，写得便显得松懈，描写太少，直叙太多，就不如前面的生动，所以在完整性上，它不如《李有才板话》。”这种批评概括起来，就是赵树理的小说结构散漫、拖沓，人物形象心理冲突的描写不够，人物形象缺乏典型性。1947年曾在解放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对赵树理创作也有失望：“说实话，我对赵树理的书感到失望。……他对故事情节只是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
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洲之内彻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贝尔登的话，表达了作者同样对赵树理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性”的疑惑。
当代学者李杨也说：“在他的小说中，人物都是被动的，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许多时候，只是作为故事的支撑点而昙花一现。
个别的竟是在情节的快速转换中顺手拉出来的点缀，仿佛一线奔腾直下的急流溅出来的泡沫。读者时常来不及看清他们的身影便已淹没无闻。”“赵树理重事轻人的同时，由于照顾到故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不得不不时塞进一些非典型化的叙述情节。这些情节往往不是作为人物性格发展史而存在，仅是一些串连故事的环节。《李家庄的变迁》……作者似乎用力过猛，网撒得太大，背景铺得太开，相比之下，人物的行动却不够充分，显得娇小无力，气喘吁吁。作品中写到的许多过程，只能说是一些历史事件，而不是作为人物性格发展史的典型情节与人物之间构成相生相长的关联。这样，在作品的更深层次上，事件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一系列貌合神离的断裂带，当这些非典型化的叙述性情节以连续故事的功能淡化到背景中去的时候，人物形象也自然地模糊不清了。”
类似的批评显然可以成立，但必须意识到的是这种批评所参照的标准，即要求小说事件的发展都是以其人物的个性为中心的，根据主人公的性格，展开戏剧冲突。他们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处于紧张的矛盾对立之中，无法统一起来，矛盾的彻底激化，便是小说发展的高氵朝，主人公最终以其孤独的牺牲，走向悲剧的结局，完成性格的塑造。这其实是从五四时期才开始有的一种小说标准，是从西方文学中借鉴过来的一种现代小说艺术观念。但赵树理借鉴的小说艺术资源不是来自于这种五四小说观念，而是五四前的传统小说观念。
《李家庄的变迁》中出现的小常和铁锁，并非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小常一出场就只具有背景因素，到“牺盟会”成立时，他就完全背景化了。对于铁锁，作者先是正面直接刻画，打官司，被迫出逃，太原见闻，但这种对铁锁的描写到“牺盟会”成立后就停止了，铁锁也迅速背景化，作者转向了对新兴起的青年冷元、白狗和妇女们的描写。小说的结构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一桩乡村官司，写出了铁锁破产的过程，展示了未经战争和革命意识触动的乡村秩序；第二部分写张铁锁在太原的经历以及回村后的活动，表现的是这个朴素也普通的农民的自我觉醒；
第三部分则写村子里的群众活动，他们如何与地主、汉奸斗争，最后取得胜利。这种结构方式，显然不是以某个人物为中心，也不是以某一矛盾事件为中心，而是以更为庞杂的空间或群体作为表现对象，即题目所标示的“李家庄的变迁”。也就是说，小说所表现的主体是“李家庄”这个社会空间或群体，而不是张铁锁或小常等单个人物，而是要表示社会环境的变化，因此人物有时会获得中心位置，但当人物历史性格完成后他将再次回复到环境之中，成为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