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结婚》却发现，小说虽然以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故事为线索展开故事，但小说中直接描写两个人恋爱故事的地方却并不多，反倒是在两人的恋爱问题中牵出了好多别的东西，如父母老辈人对自由恋爱的态度、金旺和兴旺恶霸的故事，“农村党组织的严重不纯的问题”、老百姓和干部之间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等。赵树理花了好多笔墨在写农村的这些状态，而不是讲一个中心人物，一个故事。小说是大故事包小故事，小故事又撺掇出大故事。每个小故事单列也是完整的，但要知道大故事的结局又得看完整个大故事。这样我们先知道了二诸葛“不宜栽种”，三仙姑“米烂了”的小故事，看到了金旺兴旺“拿双”的恶行，还看到了二诸葛的“神课”和“恩典恩典”，以及三仙姑在区上的尴尬。在阅读这大大小小的多个故事时，刘家峧的整体状态就呈现出来了，同时小说的娱乐性也就出来了。
同样在《李有才板话》中也是如此，有多个故事，李有才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并不是小说的中心，小说的中心是阎家山的变化。这种重故事中整体社会的表现的创作倾向在赵树理1935年发表的《盘龙峪》（第一章）中就体现出来了。《盘龙峪》由农村青年兴旺打酒写起，交代了十多个有名有姓的农村小伙，但兴旺并不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小说写这些小伙拜把子、敬神、唱戏的情景，虽然我们无法看到后来的章节，但可想这些人物的故事会一个个地展开。从1935发表《盘龙峪》到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赵树理写了许许多多很短的小故事式的作品，单在1941年赵树理就创作了三十多篇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每篇字数多不过五百字，但都是有头有尾，看起来也有趣味。我想这些短篇的小故事就是赵树理在后来写长篇小说的材料。此后赵树理发表《李家庄的变迁》、《邪不压正》、《登记》、《三里湾》等作品，都有如此追求，小说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故事。
在《讲话》之前，正如周扬所说，赵树理就已经“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在《讲话》后，赵树理把这种在1934年就已经形成的艺术追求在新的创作中延续了下去，让解放区周扬、冯牧、陈荒煤，国统区的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大作家、批评大家感到，相对于五四以来小说，这是一种新颖的小说，“赵树理，是一个新人”。由此可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批评者把赵树理定位为解放区作家、其作品是毛泽东时代的典范作品的评论是涵盖不了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的。
四、传统小说艺术资源的现代转化
自小说问世，就引世人喜欢，康有为曾慨叹小说流传之广，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朱自清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在这个意思上来说，无论古今，不只是识字不多的俗人需要读小说消闲，文墨颇深的雅人其实也有阅读小说消闲的习惯，“消遣”是每个人的一种需要，只不过方式和层次略有不同。小说最初受大众喜欢，就是因其有这种“娱乐性”，但是小说用什么内容来“消遣”、“娱乐”，怎么样来“消遣”、“娱乐”却是应深入辨析的。不论是“新小说”家的议论时政，还是五四小说家的情感抒发都不是小说通俗化的过程。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小说由晚清到五四的转变中，现代小说不是比古典小说更大众化，而是更文人化，由于小说不再是娱乐大众的工具，而是启发民众、改良群治的“利器”，小说越来越远离了大众，最终失去了它应有的读者。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严肃小说”或云“探索小说”、“高雅小说”，基本上是继承鲁迅、郁达夫等五四小说家的遗产，与民初的小说很少联系。但如果我们不把20世纪的中国小说界看成是“严肃小说”的一统天下，而考虑到通俗小说的存在及其价值，我们将发现，晚清小说中的“故事”因素对后世读者的影响实在不容低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由“雅”向“俗”移动，有新文学内部产生的海派小说，像张资平、叶灵凤等新文学作家首先“下海”，直接从事通俗小说的写作，使小说创作适应市场的需要，追随读者的趣味，趋时而至于媚俗，这种倾向实是对相隔不远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小说的一次不远的呼应。海派通俗文学又在向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借鉴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品位，反过来由“俗”及“雅”，出现了张恨水、张爱玲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