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我们就不能不提到李欧梵和王德威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他们二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现代性讨论的发生起了先导作用。在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时候，李欧梵、王德威都把眼光投向了晚清。李欧梵在《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中首先介绍了加拿大学者CharlesTay－lor概括的两种现代性模式，一种是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科技的传统”的现代性，认为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另外一种模式是Charles Taylor所作的模式，认为西方的这一套现代性文化模式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着多种现代性。李欧梵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首先起源于一种“新的时间观念”的确立，即一种“直线前进”的时间观念，而“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其始作俑者是梁启超”，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对于时间观念的看法”，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针对这种外来的、一元的现代性观，李欧梵提出了“中国的现代性”的说法。王德威依据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现代性的五种面相》中的理论——“现代为一种自觉地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认为“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展于晚清”，晚清那种“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现象中，其实隐含着多种现代性的可能。
王德威研究的出发点是“志在搅乱（文学）史线性发展的迷思，从不现代中发掘现代，而同时揭露表面的前卫中的保守成分，从而打破当前有关现代的论述中视为当然的单一性与不可逆向性”。“通过解构‘晚清’与‘五四’的二元对立来进一步解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并进而质疑历史的进化论、发展论和方向感”。因此，我们看到近来部分学者的研究，是在力图打破原来一元化的、西来的“现代性”观，努力还原文学发展的复杂性面貌，这种努力的确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视野。无论是说五四小说在开始时就有多种现代性，还是说中国小说的现代性的发生是在晚清，我们看到由于所依据的尺度和倾向性的不同，中国小说的现代性呈现出多元的面貌。
二、晚清到五四：中国小说的俗雅流变
中国文学俗雅两途的互相转变流动，使中国文学的长河陆续得到了新鲜活水的补充和激荡，使其保持着常清。《诗经?国风》，南北朝民歌、唐曲子词、宋元戏曲等最初都是俗文学。中国古代小说也是“资于通俗，谐于里耳”，长期以来处于世俗文化的圈子中，主要体现着“娱心”的游戏本质。小说的通俗易懂，脍炙人口，使其深受百姓喜爱，而普通百姓智慧、想象、情感的参与又激发着作者的创作热情。在这种读者、作者的共同参与中，中国古典小说终于由魏晋细流变成了明清的长江大河。从晚清到五四，中国小说开始了现代转化，有内在品格、趣味的转化，也有外在形式特征的转化。
这种转化的始作俑者是梁启超，他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量”，足以影响社会人心，改变时代。其所提倡的“新小说”在品格上已非供士人“把玩”的小玩意、供百姓“娱心”的游戏，而是体现出强烈的启蒙色彩，从后来出现的关注政治、传输科学、改革教育、鼓吹妇女自由等内容的小说可明显看出这种追求，这种品格的追求给予了小说极高的地位，俗的小说迅速雅化。但小说的迅速雅化时，自然极大地剔除了小说的娱乐性。娱乐性的丧失使“新小说”不久就受到了读者的排拒，小说的趣味又由雅变俗，急转直下，终背离“新小说”改良群治的初衷，呈现出鸳鸯蝴蝶派、黑幕派“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的可悲局面，早期“新小说”的启蒙追求让位于后期“新小说”的游戏消闲。从外在形式上看，“新小说”无论是在前期还是在后期，仍然主要追求传统的小说形式，追求小说文体的通俗化。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家注重的基本批评尺度是“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大不同于西方小说理论家眼光中的情节、性格、背景等标准。“新小说”家及批评家，有关小说结构大谈特谈的仍是“章法”、“部法”。刘鹗自为《老残游记》作评：“疏密相间，大小杂出，此定法也。历来文章家每序一大事，必夹序数小事，点缀其间，以歇目力，而纤文气。此卷序贾、魏事一大案，热闹极矣，中间应插序一段冷淡事，方合成法。”
吴趼人自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评：“有一段极冷淡处，便接一段极亲热处；有一段极狠恶处，便接一段极融乐处。两两相形，神情毕现。”韩邦庆亦自为《海上花列传?例言》：“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问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