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小说的出现的确显得有些异样，陈思和先生言“赵树理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异端”。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的发表，使赵树理迅速地成为闻名全国的作家，在解放区、国统区批评家的高度赞扬下，赵树理被树立为“方向”性的作家。然而，在被树为“方向”的同时，“农民作家”的称呼也部分传递出一些批评家对赵树理作品价值的疑虑，由于没能塑造出阶级新物、不擅长表现社会重大题材等“缺陷”，赵树理的作品在建国前后都不断地受到批评。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仍是极为相左，一些批评者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时代的典范作品，缺乏现代品性，一些批评家采用“民间”的、“反现代”的角度，将其纳入到多元的现代文学中来。在半个多世纪中，有关赵树理小说的批评是如此的彼此冲突，以至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内涵仍是需要言说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将会使我们的视野不得不跃出以五四新文学为界的现代文学，进入晚清文学，甚至更远些，只有在这样较长的文学历史中，我们也许才能看清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也才可能廓清赵树理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一、多元的小说现代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无论是20世纪40至70年代或是80至90年代，赵树理小说评价不同的根源来自于对文学“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对此问题，贺桂梅在《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问题》中，考察了日本学者洲之内彻与竹内好有关赵树理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争辩，提醒批评者要注意文学现代性的评判标准及其内涵的歧义。
“相较于洲之内彻从单一维度理解的现代性，竹内好的‘现代’是具有不同层次的，或者说，他关注的是‘现代性’的内部差异。”
洲之内彻认为赵树理的小说其一是缺乏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其二是缺乏现代人的主体意识；竹内好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正是“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自觉从现代文学中摆脱出来”的明证。洲之内彻认为文学的西欧现代化是世界文学现代化的“宿命”，竹内好认为东方的反抗有可能超越这种“宿命”并产生出非西方的东西。在看到区别后，贺桂梅谨慎地说“竹内好的讨论仍旧是值得商榷的……不过，具体到有关赵树理小说的评价，竹内好的重要性正在于他将那种看似不言自明的普泛化的、西方中心式的现代文学想象作为‘问题’提了出来，而使得探寻一种‘另类’的现代文学成为可能。可以说，他选择赵树理文学作为一种另类现代性的典范，固然有其现代性的‘烛照’，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源自赵树理文学本身的暧昧品质”。
我们通常认可的文学现代性来自于对五四文学现代性的认可，五四新文学通过对传统文化价值、文学艺术的批判和对西方近现代启蒙思想及现代文学艺术的借鉴，企图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这种现代性的西化性因素不言自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五四文学社团成员都是大力学习西化的小说艺术方式来对民众进行现代思想启蒙的，这是现代文学现代性发生的主要路向。
同时还有另一不被后人注意的文学现代性发生路向，即强调本土文学的现代性转化。五四新文化要传播启蒙思想，首先要提倡白话文学，要文学大众化。1918年春，刘半农、沈尹默等在北大发起征集整理近世民间歌谣的运动，1922年12月创办《歌谣》周刊杂志，胡适、周作人等人都为此摇旗呐喊，当然这种运动更多是从学术研究的目的出发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革命思潮的涌动需要大众化文学，催生出文学大众化的大讨论，再到1939—1941年在抗战社会背景下激起了文学“民族形式”的讨论，这一文学大众化思潮的发展过程构成了文学现代性发展的本土转化路向。
从五四新文学始，这种强调西化的文学现代性和强调本土转化的文学现代性就一直彼此冲突、交织在一起。20世纪中国社会动荡，思潮繁杂，不同时期对文学现代性的价值也有不同的侧重。赵树理小说在不同时期的被认可和被批评，正是基于这种文学现代性认识的多元。贺桂梅在她文章的最后说“重新面对赵树理文学内涵的复杂性，并不是要在此判断其‘现代’与否，而是反省我们的现代观和那些定型化的关于现代的想象方式。也就是，将我们一直视为价值评判标准的‘现代性’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
赵树理小说创作及其文本正提供了展开类似讨论的可能性”。而这种对文学“现代性”观的反思，反过来又会开阔赵树理小说研究的视野。只是，这种赵树理研究还仍是限制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观范围内，仍难以辨认赵树理文学的存在在近代以来文学史上的意义。我认为要反思“文学现代观”，我们就不能不越出以五四新文学为界的现代文学，就不能不放宽视野进入五四新文学之前的文学，在较长的文学史中去探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在这样的视野中才可能看到赵树理小说在近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要进入五四之前的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