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吐蕃不断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汉族文化，不少人学有所成；唐朝也常派人去吐蕃讲授佛学和汉文化。此后，藏汉之间的这种教育联系和文化传播持续不断，尤其在汉藏交界地带，多元文化交汇，民族间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的风气很盛，形成一种传统。由于佛教传入并深深扎根、立足于藏族社会，长期以来寺院教育成为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各地数以千计的藏传佛教寺院是当地的教育中心，藏族各类知识人才莫不出自寺院。这些人才中，不少人注重对汉文化的学习，频繁地出入祖国内地，如元代的蔡巴·噶德贡布曾七次去中原地区，返藏时带回汉族的能工巧匠，兴建寺院，雕塑佛像，还创建刻书坊，将内地的印刷技术传播到乌思藏。
乾隆朝以后，青海蒙藏教育不断发展，在西宁府、碾伯县、巴燕戎、循化厅、丹噶尔厅、贵德所等地创办义学数十所，并兴办书院，积极开发民智，教化各族，也发挥了教育促进民族间的了解和友好团结的功能。在清代，青海河湟的章嘉、土观、松布、东科尔、敏珠尔等大活佛，似乎都博通藏汉两种语言文字，不少人驻跸京城，成为清王朝在民族宗教方面的高参。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也有到藏传佛教寺院学习藏文和藏族文化的传统，近现代这一传统进一步得到发扬，不少人成为藏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著名的如四川的刘立千、任乃强，甘肃的王沂暖、段克兴，青海的侯生祯、吴均、沈桐庆、侯国柱，北京的黄明信等。清末以来，受到维新运动影响，我国藏区开始出现近代教育。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汉吏张荫棠受清廷之派入藏办案，曾在西藏推行新政，发展教育，兴办学校，提出“广设汉文学堂”、“创办汉藏文白话报”等，并督饬西藏地方政府在各寺院设立启蒙学校。当时，“前后藏各寺院三千余，拟令自筹经费，各立汉文蒙藏学堂一所，兼习算学、兵式体操、汉文汉语”。
1907年，清朝驻藏大臣联豫也在拉萨设立藏文传习所和汉文传习所，着力培养藏、汉文翻译人才，后推广到工布、达木、山南等地，共设立学堂16所，启发儿童心智，以忠君爱国、尊孔、明伦为宗旨。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在西藏的拉萨和昌都，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创办学校，仅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青海湟源、大通等地就创办5所蒙藏小学校。这些学校均开设有汉语文课程，特别是在汉藏交错杂居地带所办学校，汉藏学子共处，教师亦由多民族组成，民族间的文化学习交流活动更为明显。
三、汉藏合璧的建筑风格
如前所述，在汉藏结合部的农业区，民居庄廓多有汉藏结合的风格。这种风格更多地体现在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中。众所周知，今拉萨市的小昭寺，传由松赞干布专为文成公主建于7世纪中叶，工匠来自汉地，有汉式风格，初供文成公主从汉地长安带去的释迦牟尼镀金像。位于今西藏山南扎囊县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桑耶寺，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正规佛教寺院，始建于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该寺布局仿照古印度波罗王朝高波罗王在摩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意译飞行寺），寺内结构又融合了藏、印、汉建筑特点，其主殿共3层，分别表现不同文化形式：底层建筑藏式，塑像模仿藏人形象；中层建筑汉式，塑像模仿汉人形象；顶层为印度建筑形式，塑像则是印度人形象，故又有“三样寺”之称，说明该寺是一座由多元文化构成的佛教建筑。再如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县东南丛堆区的夏鲁寺，是由杰·喜饶迥尼大师建于北宋元佑社二年（1087年）的古刹，14世纪中叶得到元朝支持，进行扩建，为夏鲁派祖庭。该寺建筑具有典型的汉藏合璧风格，为汉式四合院形布局，中线分明，左右对称，墙体藏式，重檐歇山，殿顶用琉璃瓦铺盖，飞檐翘角，呈明显的汉式特征。元明以后，藏传佛教寺院遍布青藏高原，建筑风格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藏式建筑，多见于边远牧区，以碉楼式平顶建筑为其外观风格。第二种为汉藏合璧式，多见于汉藏交界地带，反映出藏汉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如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等。这种建筑，一般下部多为藏式，以石砌或用土夯筑为墙，下宽上窄，四周或单面开窗，墙之上部分为上宽下窄边麻墙和藏式窗，相间布局，边麻墙上，按一定间隔嵌饰铜镜；上部多为汉式，重檐歇山式殿顶，以梁坊、斗拱、檐椽脊角等加固装饰。第三种是汉族殿宇式建筑，如青海乐都县的瞿昙寺，这些寺院多与封建王朝的敕建有关。这种建筑外观似官署，以组群建筑为主，成方形四合院或二至三重院落组合群，主要建筑安置在纵轴线上，附属设施于两侧对称，建筑内部，采用传统的木架结构，以木为梁柱、斗拱，稳固美观。上述建筑特色，亦反映出汉藏民族长期的民间交往和文化吸收。
四、兼容并蓄的艺术形式
藏族是个崇尚艺术的民族，长期以来创造的绘画、雕塑、雕刻、堆绣、酥油花、建筑装饰图案彩绘、戏曲、歌舞等，闻名遐迩。这些艺术形式的形成，是藏族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也从藏族文化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文化长期交流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藏族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