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依存关系。
一、信仰的多元化
我们知道，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根，是佛教的不同流派，但它们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在不同地域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的本土化后形成的，各有不同特点，信仰主体也不同。尽管如此，双方交往自古频繁，直至今日。东汉以来，汉僧不断来汉藏交界地带进行传教活动，藏传佛教早期，汉僧到藏区传教、译经的事迹不绝于史，西藏佛教后弘鼻祖喇勤·贡巴饶赛早年在安多受戒，其中两名戒师是汉族比丘。藏传佛教兴起后，影响不断波及汉族地区，藏僧到内地传法、灌顶、修塔、建寺的事迹很多，“汉人亦有出家为番僧者”，家有病人或丧事，请喇嘛诵经祈祷或超度者比比皆是。在汉族寺庙和藏传佛寺中佛道诸神共聚一堂的情形也较普遍。
青海东部汉族聚居的村落，庙宇非常普遍，所供奉神祗，以道为主，儒释道混杂，其中不乏所谓的“番神”，皆称昔日藏传佛教喇嘛来此举行宗教活动所赠或遗存，或请自某某藏传佛寺，不少迄今仍有宗教联系。青海黄南、海南等地藏族颇信仰汉族传统的文昌帝君、二郎神等，建有其庙宇。如贵德县河阴镇的文昌宫，是当地极负盛名的一座汉藏结合式的寺庙，始建于明代，为附近汉、藏、土等多民族信仰。主供的“文昌”，汉族认为是主管功名、智慧的神灵，而藏族尊称为“阿美玉拉”，则是护佑一方平安的地方神。一进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汉藏结合的焚香、煨桑形式和不同服饰、语言的信众。文昌的“眷众”多汉藏结合，如先锋“罕巴然果”，是一山羊头形的猛厉神祗，完全是藏式，再如所谓的“无量爷”，藏族称“加央那波”，意为“黑文殊”，从命名到造型，汉藏合璧。至今寺管会成员，汉藏兼有。平时香客络绎不绝，尤逢农历正月初三和六月初一，各地各族信徒纷至沓来，共同祷拜，一片祥和，被当地政府确立为民族团结的“平安寺院”。这种信仰多元化的特征，在汉藏交界地带最为普遍，在其他地区亦不罕见。
二、灶神信仰
灶神，汉族又称“灶君”、“灶爷”、“灶王爷”、“灶娘娘”等，藏族通称“麦拉”，意为火神，是从原始社会火崇拜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神祗，为中国民间普遍信仰的俗神之一。汉族地区奉祭灶神由来已久，远在周代即为居家“五祀”之一。民间相传，灶神受命于天庭玉皇，下凡到人间为各家之主，其职责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负责各家祸福。每年腊月二十三日返回天界，7天后于新春日复被迎回人间。藏族的火神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东南护方神，相当于汉族道家五行说中的“南方丙丁火”；一是管灶之神，完全同于汉族的灶神。由于汉藏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灶神信仰习俗上有明显的汉藏文化融合特色。如送灶神时供献12个小馅饼，点灯、焚香，为灶神的坐骑献上草料（甘草和豌豆）等，汉藏完全一致，送灶时间汉族为腊月二十三日晚，藏族与汉族基本相同，或略有出入，如河湟藏族为腊月二十四日，推迟一天的原因相传是“家西番”因家贫当日没买到送灶神的三炷香，翌日用三根小棍代香才送走了灶神。
这些情况说明，在汉藏杂居地带，藏族受到汉族强势文化的影响，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汉族灶神信仰的模式和祭灶礼仪，本民族原先信奉的火神神性特征不断汉族化。当然在灶神信仰方面也保留了藏民族本身的一些特征。如有的学者认为藏俗处在火神与家神相重叠的模糊阶段，灶膛本身为灶神的依附处。信仰方式上，平时在锅台上敬献刚烧煮好的食物、奶茶等，或先向灶台洒一些，让灶神享用后，家人方才饮用；送灶神时，根据“女不祭灶”的习俗，由家庭中的男性成员煨桑烟祭，用桑烟熏厨房，驱赶邪气等。这些又保存了藏民族固有的特征，从而在灶神信仰方面出现本民族与汉族混杂的内容，形成本民族与汉族在传统神灵观及其信仰方式方面相互交融而变异的情况，这一切都表现出汉藏民间文化交融的明显迹象。
三、祭俄博习俗